赖国芳
周末，我在托福园弹琴，眼角瞅见一对夫妻带着儿子走进病房。过一会，妈妈和儿子走到我身边，说：看，弹琴的。我偏过头向他们微笑示意。妈妈大约四十岁，看起来有些疲倦，手圈着儿子的腰，像在保护他。儿子只至她肩膀，眼神里混杂着期待与茫然，脸上有明显的唐氏症候特征。
儿子摇动妈妈的手，表示要走开。他们在附近的沙发坐下。妈妈拿起报章翻阅。儿子有点坐不住。妈妈指着广告页上的一排商品，说：是这个吗？他摇头。又说：是这个？他又摇头。忽然，他指着另一格，笑起来说：这个这个。妈妈翻开另一页，他欢喜地说：又一个！转身搂住妈妈。母子两人，在天地间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相拥。我的琴声，因此变得轻柔和温馨起来。
另一头，护士在升降梯的出口处设上布韦。我暂停弹琴。梯门打开，一群人走出来，一张床随即被推出，移至走廊尽头的小房间。这间房是病人在托福园最后停留的地方。他们的躯体将被接走，为葬仪作最后的洁净与妆饰。过一会，一名中年妇女从房里走出，沿着走廊讲电话：你好，你好，我们是潮州人，拜观音的，你们的安排是怎样？
也许病人走得太仓促，身后之事，家人尚未准备周详。有时，床还没被推出，已有一架车子守在走廊末端，几个人在一旁待命。这些工作者通常是中年男人，静悄悄躲在角落抽烟，刻意避开别人的目光。时间一到，他们手脚俐落地把躯体移到车上，迅速开走。留下惶然的亲人，像一群迷路的孩子。
近几年，运载遗体的车子已改成封闭式。一名资深护士告诉我，以前有用货车改装的，顶上披盖布帐，三面通风，遗体躺在车厢里，路人探头就看得见。她悉心照料的病人，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尊严没有受到应得的维护，令她揪心。然而，她明白，这事不能怪在工作人员头上。毕竟，在这个社会里，殡仪服务不是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令人害怕，甚至受人白眼。如果有选择，许多在职者都会毫不犹疑的离去。
在日本电影《送行者》里，主角是一名失业的大提琴师，和妻子从东京回到家乡。他在报章上读到一则“服务远行者”的广告，赶去应征，原来是一份为死者入殓的职务。为了生计，他瞒着妻子，勉强接受。他第一次参与入殓，是为一名在家中孤独死去两周后才被发现的老女人。他为女尸清洗、打扮和化妆，在回家的路上，因身上的怪味，在公车上被人嘲笑。回到家，妻子正在准备晚餐，他看见光秃秃的鸡尸，一时控制不住，呕吐不已。
后来，妻子发现真相，以怀孕为由逼他辞职。她说：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爸爸这个“恶心的职业”？许多波折后，妻子接纳他，他也原谅父亲在他年幼时的离弃。
这是一个关于领悟、接纳和忏悔的故事。故事中有这么一个拐点：师徒两人赶到丧家，已经迟到。死者的丈夫不悦，对他们的职业表露轻蔑。老师道歉，跪在尸体前，在家人众目睽睽下，为死者化妆。他一步一步，恭敬且细心，仿佛在雕塑一件艺术品。最后，那位丈夫泪流满面，惭愧地说：谢谢你，她有生之年，从未如此美丽。
香港作家西西，在其成名作《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里，讲述70年代，一名专职为遗体化妆的年轻女子。因为长期在阴暗的地方工作， 她的肤色苍白。为了方便出入工作的地方，她脸容朴素，常着素白衣服。她初识的男朋友，喜欢她这个样子，以为她的工作是为新娘化妆，却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是我为他而洒的香水，其实不过是附在我身体上的防腐剂的气味吧了”。在她准备向他表白的那个约会，男友带来一束巨大的花朵，非常非常地美丽。他很快乐，她却很悲伤，因为，在她们的行业中，花朵，就是诀别的意思。
文章没有揭晓，她说出真相之后，男友会不会接受她。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会吗？我们会吗？
我们畏惧死亡，所以害怕殡仪人员。这些人，在焚化或下葬前的最后几天，把遗体打理得体体面面。假如我们不懂得尊敬他们，那么，在最后的路途上，遗体躺在三面透风的货车里，车子停在交通灯前，距离旁边作舌的摩托骑士，不到三尺。这怨得了谁？
而，像我这样的一个琴师，在遗体经过我身后之时，我伫立静默；在病人还有气息之时，以恭敬的琴声相陪，如此而已。
中年妇女讲完电话，匆匆地消失了。剩下那对母子，在一个炎热的午后，躲在阴凉的角落里互享体温。他们在报章上找寻特殊的广告，沉浸在简单的快乐中，哈哈大笑，翻过一页又一页，一页又一页。
《走过托福园》系列
初稿于2014年2月23日
摄影：Christopher Burns
https://unsplash.com/@christopher__bu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