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芳
在佛罗伦萨，印象最深的，是大卫石雕，以及美第奇府邸的楼梯。两者皆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
十四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六成人口死亡，旧势力结构严重折损。在废墟里悻存下来的人们，获得重建新世界次序的难得机遇。当时，几何学、美术、建筑、外交、科学等等领域，皆取得突破性发展，开启了文艺复兴的盛世。这时期的顶尖人物，包括创作《神曲》的但丁，“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意大利人，和佛罗伦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重地，一般归纳主要原因有三。一：该城特殊的民生与政治结构。二：东罗马基督教廷被奥斯曼回教军覆灭后，古希腊典籍与学者大量流入意大利。三：当权的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支持。
美第奇的家族史，写起来便是一部西方的红楼梦。此家族的发迹，始于十五世纪，老乔凡尼在佛罗伦萨创立银行。乔凡尼采用源自阿拉伯的复式记账法，长袖善舞，迅速将美第奇银行扩展成欧洲最大的银行，带动佛罗伦萨为欧洲金融中心。接下来两三百年，美第奇贵族控制佛罗伦萨议会，产生三个教皇，与欧洲许多皇室结有姻亲关系。家族鼎盛时期的三代领导人，和清朝的康雍乾有离奇的相似之处。科西摩如康熙，将乔凡尼传下的父业发扬光大。其子比罗长期受关节炎折磨，掌权短暂，如雍正王朝。再下一代传至罗伦佐，被后人冠于“伟大”之名 (Lorenzo the Magnificent)。罗伦佐是顶尖的商业与政治家，将家族实力扩展到整个托斯卡纳大区。
美第奇府邸的楼梯，连接图书馆，由罗伦佐的侄儿克雷芒七世教皇，委托米开朗基罗设计 。美第奇家族发迹后，希望后代受到优雅文化的熏陶，于是建立图书馆，搜罗名家作品，编辑目录。其藏书海纳百川，目光远大。府邸的梯级、书斋、礼拜堂、先人墓碑，皆礼遇名家兴建，至今保存完好，成国家无价之宝。我们幸有曹雪芹李后主等诗人骚客，方可从文字中重新构建那雕栏玉砌的印象，要不然，恐怕连想象的空间也没有了。
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并不是每日窝在寒舍里画画刻石头，或到菜市场摆地摊卖画糊口的穷酸文人。他们受委托创作 (commission)，生活有保障，有能力设立自己的工作室，聘请并训练学徒。当时富有的教会、商会与贵族，皆对艺术有鉴赏眼光。西斯廷天花板上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梵蒂冈小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都由美第奇出身的教皇拨公款制作。在这样的社会氛团下，自然人才辈出，百花齐放。当然，贵为米开朗基罗，也不得不为贵族设计楼梯，为墓碑涂脂抹粉。然而，其梯级不必借助金银装饰，只用深色大理石，便流露出宏伟气象。
享有盛誉的《大卫》雕像，由羊毛商会成员，为百花教堂筹款制作。起初受委托的艺术家，开工不久后便托词大理石品质不符而停工。那块大石被废弃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米开朗基罗标得此工程。两年多后，天才展示此旷世之作，举世惊艳。
大卫是圣经人物。以色列面临强敌，对方派出巨人歌利亚侮辱谩骂。众将惧怕，无人敢上阵。一位名为大卫的少年牧羊人，主动请缨。他不戴兵甲，不携武器，从囊中掏出石子，使機弦甩去，命中歌利亚額头，巨人倒毙。
平凡的艺术“家”，多描绘大卫站在歌利亚的尸体上，或其蓄势待发的機弦。米开朗基罗选择刻画大卫踏上战场的一刻（可否记得“踏花归去马蹄香”的典故？）。少年大卫已下定决心与歌利亚一决雌雄，双眉紧蹙，肩膀和胳膊扭转，采 Contrapposto 姿势，处于宁静与爆发的状态之间。当时，佛罗伦萨面临罗马教廷与美第奇独裁的夹攻，这个石雕被赋予特别的政治符号。它被置放在公民广场上，凝望罗马，成为佛罗伦萨市民团结抵抗强权的象征。
这个雕像，你也许在教科书或游览手册上看过。然而，当你走进佛罗伦萨艺术学院，跨过长廊，慢慢贴近那洁白的巨大雕像，你将感到极度的震撼。那俊美的脸庞，均衡的肌理下仿佛有血液在流动，裸露却不猥亵。你会禁不住惊叹：世间竟有如此美好的事物！慢步亲近的过程，几乎可用“朝拜”两字来形容。
米开朗基罗是个不世奇才。数年前，我在梵蒂冈初遇《圣殇》。石像以白色大理石雕成，悲伤的玛利亚抱着横躺身前的儿子，薄衫柔软轻皱，披在单薄的身躯上，凄清、美丽、不可方物。你说段誉是个呆子，在石洞里初见神仙姐姐，居然一见钟情不可自拔 — 待你见过《圣殇》以后就明白了。
回程，在米兰机场见到一群东方游客，手中大包小包的名牌，匆忙奔跑。我想起脸书上的几张照片：某人闲闲站着，或在驾驶座上转身，其他人就惊叹：哗！终于买了那包包！哎呀！是宾士标志呀！我对这些财富标志代表的数目没有概念，得请教太座。她笑，说出几个价钱，道：那些师奶一出门，从头到脚的行头，加加总不会少过一万新币。
一个师奶一万块，一座共管公寓或组屋，师奶们出一天的门，可以commission几幅壁画？我们本可为后代留下精神宝库，却都花去买师奶的遮羞布。付出的钱，正好让别人保存艺术瑰宝，继续来赚你的钱。
我去教唆一个有丰富政治人脉的朋友：你到教会、协会或商会，找一片墙，弄几幅壁画上去传世呀。他苦笑说：这里是新加坡吔。恐怕不出几年，那墙就拆了。
2016年4月12日 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