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许裕全第一本报告文学集
故事，是开启我书写报告文学的灵光。尤其当我沉浸在叙述者的情境里，神识都被那些强而有力的生命故事深深穿透；每次从他们戛然而止的故事里回神，怔忡摇晃间，发现自己又被点燃充沛了，能够再一次抵达更远的他方。
凡挖掘，必带着破坏，无论有心或无意，揭开伤疤或揭露真相，界线总是模糊，从眼睛看出去的世界，再怎么透彻，都有局限。
对于受访者，我总视为对我无私、善意的托附，每每落笔，总是提醒自己要轻，还原故事的同时，別忘了慈悲。或许，这是报告文学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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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
死刑，做为扼阻贩毒的立意强烈鲜明，但背后却是一个人亡家毁的天伦悲剧。
「杨伟光」这三个字，深深牵动着我的神经，它成了一种生命符号，激起一场庞大的民间运动，死亡的戳记烙印在他身上，却无时无刻隐喻著──在严刑峻法前，生命是否有第二次机会？ ──的大哉问，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死刑的废除争辩。
这桩案件胶著延宕良久，他像是被囚禁在记忆的荒岛般，随着时间久远而腐蚀霉烂，许多人近乎遗忘，包括我，总会突然像穿越时光隧道般偶然的想起：这个被死神侦缉的年轻人，是否安在？ 直到这则死刑有条件被废除的消息，像一把钥匙，开启了记忆的宝盒，耀眼的光柱从宝盒里射出，才又倏地刷亮了许多人的关注和记忆，杨伟光的形象又再一次在光影流转中倒敍搬演。
其实在较早前，亦即同年的四月四日，由大法官陈锡强、潘文龙及维克拉惹组成的三司庭，否决了杨伟光的代表律师拉维（Madasamy Ravi）提出的刑事动议上诉。上诉文指总检察长不平等对待杨伟光及唆使他贩毒的老板谢俊龙：身为跑腿的杨伟光罪责较轻却被控死罪；反观老板谢俊龙，罪责较重，却被控方以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最终撤销控诉。
最后，上诉庭以总统宽恕不可牴触内阁意见为由，驳回司法审核上诉，维持死刑原判。
那次上诉，是杨伟光依循司法途径争取免除死刑的最后一道金牌，当这扇门被关闭，除了总统特赦，没有別的方法能让杨伟光从绞刑台上活着走下来。彼时，杨伟光已三审定谳，且向新加坡时任总统纳丹申请特赦失败，仿佛预知了死亡之不可逆违。
所以当拉维手捧杨伟光在监牢里、费时一个月诚心所绘的地藏王菩萨像，从法庭走廊出现，在场的人无不感慨低回，即便佛渡众生，即便地藏王菩萨曾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也无法打救眼前这个命运乖舛的年轻人了。
总统特赦，犹如神蹟，是所有死囚的梦，然而这梦离他们到底有多远呢？
追溯既往，从一九六五年至今，总统行使赦免特权的案例仅是区区的六次。最后的一次总统特赦，发生在十四年
前──一九九八年五月，时值新加坡第五任、且是第一位民选总统王鼎昌（1936-2002）时代。从死刑「赦免」成「无期徒刑」、轮回了一圈的幸运儿，是被控谋杀罪的印籍囚犯 Mathavakannan Kalimuthu。当年他被判死刑时和杨伟光同龄，如今也已出狱。
现实里，不是每个人像 Mathavakannan Kalimuthu 那么幸运，杨伟光也没有这等好运，在往后接任的纳丹总统就职的十二年以来，从未有死刑犯被宽赦，预期从纳丹总统手中赎回自己的生命，这个梦想将永远不会成真。因为就在杨伟光第二度申请总统特赦期间，新加坡已选出了新任总统陈庆炎。新旧交替，总统府有了新主人，而披覆在杨伟光背后的，依然是死囚的代号。
杨伟光，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生，沙巴州山打根人，家中排行第六，与众多兄姐妹挨挤在无水无电的马尼拉河破村落（Kampung Sungai Manila）。父亲杨广强是个卡司机，母亲廖云娟则是洗碗工人。自杨伟光三岁时父母便离异，父亲再娶，患有忧郁症的母亲扛起一头家，家族成员四处寄居、离散。
杨伟光只受过数年小学教育。目睹母亲被排挤、奚落，为了自己的将来，十五岁独自飞来吉隆坡闯荡，身无长技，曾辗转当过散工、派传单、厨房助手、洗车工人、售卖盗版光碟。较稳定的「工作」，便是当「大哥」的跑腿，听便差遣。
低下层的出生背景，缺乏关爱与教育的成长环境，最后误入歧途……这些，与作奸犯科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的确较易让人对杨伟光产生同理心。
翻阅志号第【2009】SGHC 4 高庭审判书，杨伟光坦承替一个名叫谢俊龙（新加坡籍）的人，把两份褐色纸皮包装的「礼物」运入新加坡。
出发前杨伟光在新山大丰花园找了蔡姓朋友（Chai Chor Hsiang），由蔡姓朋友开车，於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晚间九点，共乘马来西亚注册的车牌MBK 5317 取道新柔长堤进入新加坡。晚间十点四十分，车子抵达义顺二十二路，杨伟光把其中一份包裹交给林姓（Lim Foo Seng）男子。
过后杨伟光收取林姓男子给予的五千元离开，晚间十一点二十分，他在卓源路 （Toh Guan Road）巴士站下车，改搭计程车，蔡姓朋友则继续驾车尾随在后。三十分钟后计程车驶抵乌节路文华酒店（Meritus Mandarin Hotel），他下车，从蔡姓朋友车内座底下，取出另一份褐色包裹，走进已在一旁鹄候的车牌SCV 2739M 黑色三菱Lancer 骄车后座。不一会儿，走出车外，旋即被捕。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根据肃毒局（CNB）人员的说法，杨伟光的一举一动全在肃毒员的监控当中。杨伟光被逮捕时，慌乱中连喊了数声：「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一脸受困幼兽的无助与惶恐。
关于杨伟光贩毒的动机，跟据主控官的陈述：「杨伟光不只一次替谢俊龙运送物品，他虽辩称曾对包裹心生怀疑，但对包裹内容是否为毒品毫不知情是不足采信的。因为，做为谢俊龙的跑腿，除了替他收帐，还需抱括运送货物，这也是其中一项任务。」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杨伟光在《滥用毒品法令》第5（1）（a）条文下被提控。翌年的一月七日，法庭判处绞刑，行刑日期订於二〇〇九年的十二月四日，星期五。收受毒品的林姓及另外一人各判入狱二十二年。
蔡姓驾驶员的命运岌岌可危，同车共路，与杨伟光的共犯结构脱离不了干系。但他福大命大，因杨伟光向主控官供证蔡姓青年与贩毒一事毫无关连，对比查核确实，逃过一劫。杨伟光够义气，保住了蔡姓青年一条命。
对于幕后唆使人谢俊龙，则被马来西亚警方逮捕引渡回新加坡。杨伟光起初通过照片指认谢俊龙是主谋，过后反悔，提出不指证谢俊龙的要求。
根据杨伟光在二〇〇七年七月三日向警方录制的口供：「……我不要在法庭指证他（谢俊龙），因为我担心自己及家人的安全……我希望他（谢俊龙）永远不知道我先前曾在照片中指证过他。」
总检查署在控方证据不足下，只以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谢俊龙，最后无罪释放。覆水难收，这个无可挽回的错误，让杨伟光付出了代价，那是从他手中丟失的幸运铜板，因为在未来几年作垂死挣扎的司法审核上诉中，都无法为自己取得有利的位置。
杨伟光入狱的那一天，还是一个未满十九岁的年轻人。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礼物」，是四十七·二七克的海洛因（diamorphine）。海洛因学名二乙醯吗啡，俗称「白粉」，属于鸦片毒品系列中最纯净的精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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