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
砂拉越史上有三位白人拉者，在位最久的是第二任查尔斯布洛克，前后掌权49年。若再加上他从1852年进入其舅舅——第一任拉者詹姆士布洛克的政府，则他总共在砂拉越服务了65年，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度过。
查尔斯布洛克无论在军事或政治上都是老手，也是詹姆士的得力助手，早年经常领军作战。1868年，当他接任成为拉者时，在管理方面展现高超的手腕，尽管到了晚年很多人认为他既保守又固执，但无损他的权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被搞得天翻地覆，当时已经85岁而且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的查尔斯布洛克显得特别焦虑，对砂拉越的未来深感不安，虽然从头到尾这场战争并没有打过来。
第二年，查尔斯从英国返回砂拉越，根据记录那是他人生里最后一次回来。尽管年事已高，但是这位老人依然斗志高昂，而且脾气很刚烈。他仿佛不想承认自己的老迈，依然制定了很多政策，下达诸多指令。然而随着欧洲的战事越来越不妙，他开始更为担心自己死后砂拉越的处境。
很快的，他召集了一次立法会议，在会议上他谈了很多——主要是他的困扰和忧虑，也提出许多警惕和忠告。他坦承自己已经很老，而且随时会死去。根据与会者的描述，他看起来确实很虚弱。此外，他也在那场会议指出，“神秘的人”可能会给砂拉越带来灾难，这些人带着“柔软而微笑的表情”，可是没有人懂得老拉者的意思，而老人看起来正在最后的岁月里活在梦魇之中。
当时，砂拉越政府的工作如常，有个小规模的达雅族反抗，但很快就被平定。查尔斯的二儿子伯特伦（Bertram）正在英国服兵役，而大儿子梵纳（Vyner，即后来的第三任白人拉者）也被征召入伍。查尔斯继续写信给伦敦当局，要求豁免其儿子的兵役却迟迟无法得到正面的回复。一直到1916年2月，殖民地部办公室同意让砂拉越政府的官员退役，首先被豁免的就是梵纳，他随后在3月底返回砂拉越。
梵纳被派往拉让江上游和鲁巴河一带驻扎，但很快的又被召回古晋，因为拉者查尔斯突然病情恶化。他的心脏越来越弱，而且从脚踝到腿部都肿胀了，他自称是尿酸引起的。这导致他不良于行，多数时候都躺在床上，然而他始终不愿好好休息，导致病情起伏很大，虚弱时人们以为他随时就要死去，但是不久后又见他裹着毛毯在行宫的阳台上吟诗。
就在众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顽强的老人突然身体又好转了，在1916年尾伦敦接到一份古晋发去的电报，指“拉者正在迅速康复”。查尔斯计划在该年12月乘搭日本邮轮返回伦敦，到了1917年2月初，他入住伦敦的海德公园酒店（Hyde Park Hotel）。
其时，正是战况最糟的时刻，同样糟糕的是查尔斯咳嗽不止。他知道自己离大限不远，此刻他开始怀念砂拉越，并表示“砂拉越是我的荣耀和骄傲”，并希望自己死后可以葬在砂拉越。查尔斯布洛克已经病得骨瘦如柴，但意识依然清晰，经常跟围在床边的孙子们说话。那年的春天来时，他稍微好转，移居斯特公寓（Chesterton House），但继续卧病在床。
那段日子，砂拉越处于无拉者状态，梵纳也因为生了一场重病而前往哥伦坡接受治疗。或许忧心所致，查尔斯的病情迅速恶化，咳嗽也越来越严重。最后阶段，他的肺积水，而且心脏也逐日衰弱，仅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生命。
1917年4月，伯特伦获准退役，陪伴在其父亲的病榻旁。远在砂拉越的梵纳得知父亲病重，也赶着返回伦敦见父亲最后一面。5月17日，查尔斯布洛克咽下最后一口气，砂拉越第二代白人拉者时代宣告结束。
1924年，一座查尔斯布洛克纪念碑矗立在古晋旧法庭前面，其中文碑记如下：“砂朥越王查士巫禄碑志 / 王生于一仟八百二十九年六月三号 / 任为越吏于一仟八百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一号 / 嗣王位于一仟八百六十八年八月三号 / 薨于一仟九百一十七年五月十七号”
有说“查士巫禄”是潮州音译，而后来比较通用的“查尔斯布洛克”则偏客家音。当时华社称之为“砂朥越王”，这个尊称也可见于其他历史资料。“砂朥越”是过去的音译写法，这“朥”字据知是闽南与潮州用字。至于纪念碑上的中文字体，查为当时著名的潮属书法家兼企业家张开裕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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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890年代末，查尔斯父子的合照，左起为老大梵纳、老三哈里、查尔斯和老二伯特伦。（KCH Past & Present）
右上：旧法庭前的查尔斯纪念碑建于1924年。（Kuching in Pictures 1841-1946 by Ho Ah Chon）
右下：古晋海唇街在1864年时的面貌。（砂拉越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