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睿瑜
“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张震岳《再见》
本科时期的遗憾，是不曾到课堂听课。二零二零年三月，疫情爆发，当时我正在撰写文凭班课程毕业论文。半年后，我选择直升本科，在行管令期间“坐着入学”，却因为迟迟等不到复课消息而“坐着毕业”，同学们自嘲我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坐毕”一代。
毕业典礼落于九月份。恰逢雨季，赶往典礼的路上更显阴沉而抑郁。我和家人共乘一车，哥哥负责开车，坐在后座的我显得烦躁，手上的毕业致辞字卡已经被我掐烂。困在车龙的一个小时，我无心练习致辞，祈求自己不迟到就好。手机里的群聊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遇上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好不容易抵达学校，我因为身穿高跟鞋而跑不快，抵达三楼集合处时，愕然发现虚惊一场。
滂沱大雨，阻拦了毕业生的去路，大部分的参与者都迟到了。正如以往上实体课时，当我以为自己迟到了，踏进班上之后才发现我是第一位进班的同学。我走到预留给中文系毕业生的席位，放下书包之后随即套上毕业袍，然后到课室外的厕所穿戴毕业帽。
此时，罗老师从隔间走出来，见我别发夹的手够不着后方的脑勺，她擦干双手便协助我戴毕业帽。从文凭班到本科，我跟了论文罗老师三年，还是头一回近距离接触。我说了一声谢谢老师，镜子内的她对我微笑，我们没有对话，心里明白这是对我的祝福。
碍于疫情，学校停办了两年的毕业典礼，今天的典礼可谓集三届毕业生于一场，参与的毕业生超越了历年学生人数。其中，部分学生和我一样，选择本科直升课程。当天，我即是二零二零年文凭班毕业生，又是二零二二年本科毕业生。入场音乐响起，同学整理各自的仪容之后，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入会场。我挺起胸膛，仿佛这样才对得起这场二合一的毕业典礼。
领了双倍的毕业照和奖状，我好几次因为来不及赶回座位只好把文件托予坐在旁边的罗老师。冗长的颁奖仪式结束之后，我与另一位同学各别以中文和英文代表致辞。向宾客鞠躬之后，说起我的谢辞。
站在台上的视角真的很奇妙，我开始在心底起稿。由上俯瞰下，同学们头顶上的“四方帽”连接成，似小学时期用黑色蜡笔画的草地符号。向往的大学生涯总是离不开青青草地，置换为线上平台，我们留下的班级照截图犹如黑色田亩，老师与同学在各自的农田生活，现实则是一道无法跨越的田埂。
致辞时，我不时望向毕业生。他们穿戴口罩，我无法识别样貌，只好凭借彩带的颜色分辨科系。除了共用的课堂链接，我实在想不起一丝课堂回忆。疫情后零距离的课堂互动已经成为缺失的记忆。我深深地鞠躬，然后下台，掌声凝固于空气中，和我的空虚形成正比。
散场离席后，我和妈妈在学校用餐。学校的新闻团队采访想要采访我，我不好意思让他们久等，于是扒了两口饭便到一角接受采访。过程中，我的手机不断震动，我后知后觉才发现，自己错过了系内大合照的邀约信息。其实，我们系内并没有约好拍照的时间。我不太清楚拍摄大合照的时间，只知道接到罗老师电话时，我赶紧奔向草场集合，但同学们已经拍完，场上剩下三三两两的同学。
由于准备了送给老师们的小礼物，我到办公室，逐一把礼物放在老师的座位。离开前，几位学姐来到办公室，说她们在等老师们回办公室，问我要不要一起拍合照。不久后，几位老师回到办公室了，学姐拉着我一起合照，我们和老师挤在一张照片，算是圆了刚刚错过大合照的缺角。
归还毕业袍和毕业帽之后，我原本以为自己孤孤单单地毕业。两个月后，我收到校方拍摄的毕业照。拆开包裹一看，发现照片的主角不是我。联络同学之后，才发现照相单位搞了乌龙，寄错了毕业照。我和数名对换毕业照的同学约了见面，交换毕业照。
二合一毕业典礼，以最后的聚会画上另一个圆。两小时的聚会，我们聊了过去，也聊了未来规划。我们笑称这场交换毕业照聚会是上天安排的实体联谊，若非一场乌龙，我想我们或许很难相约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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