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国良
我观察中的爱尔兰绝对是一个慢条斯理的国度。走路慢，吃东西慢，喝茶慢，上班慢，预约慢，只要有可能或会造成压力的那一时刻，大家都会示意地慢下来，然后很冷静地对着彼此笑一笑，开始家常话来。唯一没有慢下来的是讲话的速度，而且他们很喜欢讲话，很八卦！明明刚刚见到了，还要很认真地对你重复问候一句 “你好吗？” 希望可以在短短不到一个钟的时间里套到一些八卦新闻，害得我一直在重复“我很好，您呢？” 虽然我想敷衍地回答，但从小英文老师教要如此回答，不然就是不礼貌。
工作时会议到一半，只要主席觉得大家口渴或累了，只要一个眼神大家就 “咻” 的一声，一帮人影一瞬间都没了，然后一会儿又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继续开会，完全不用交代什么时间散会和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不解大家到底是如何明白 “couple of minutes” 这么不具体的时间交代，然后又可以准时地回来。我问其中一位老同事，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有暗号我需要学的，他仰头大笑后告诉我别担心，说我是新来的，二十年前的他也是用一年时间来适应的。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回答到我的疑问，只是给了我一个大概可以适应的时限。难道是默契？抑或是生理时钟？我彻底懵了。
路上指示方向和地方的电子告示牌荧幕是用时间来放映交通行路的指标，而不是用准确的路程距离来帮助交通行路规划。起初我以为这是要放映真实的路上情况包括堵车的问题，但经过多次的验证发现这两者之间很多时候并没有关系，这可以借由公共交通如巴士总是没有准时到站来证明。有可能是因为网络缓慢的关系，尤其是阴天多云潮湿的时候，网络特别会受干扰，只是还未观察确证。就算真是如此，那也真的太不靠谱了。正因为如此，靠公共交通上班的我到现在都还在面对这个困扰，我并不介意有时候特别早到诊所，只是面对时间的失控真不好受。
上班并没有准确的时间规定，上司只提了一个大概的办公时间 —— 每日朝九晚五，而她自己因为一周只工作三天，所以很常在办公以外的时段留下来完成一些行政工作。我也观察到大伙多在下午四时就陆续离开诊所了，原则上就是只要已经完成当天的工作就可以离开了，一点都没受办公时间限制，就如上司所言，办公时间只是一个指引，不是硬道理。我长期习惯了对办公时间的尊重，就算完工也选择留到五点才对得起自己，然后一直探头望着对面的巴士站，希望自己还没错过五点之后的一班，要不然下一站可能就要等上一句钟，让司机叔叔们有足够的时间交班。
其实， 慢生活确实可以避免压力过度和精神紧绷的发生机率，既而为健康把门，只是过度的慢就成怠了。这似乎也为国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如常年高压力值的职业无人问津，年轻人都选择高薪又轻松的工作。那些吃力不讨好又需要多年工作经验的角色是本地人避之不及的，所以政府在无计可施之下纳入更多的外劳以解决内需。如果我们大马成天呻吟医生不足，那爱尔兰的医疗人手问题可谓更加严重。大学医院紧急室的病患等上八个小时才见到医生的穷境是时而所闻。还有各科部门的预约都让病患等到膏肓，就单单儿少精神部要想拿到预约，如非生死之急，恐怕还得等上一年半载才可以见到医生，许多最终都自掏腰包看私诊去了。
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先贤先圣们并不是像后辈那般怠慢生活，他们应该是汗流浃背，并努力不懈地将现在的一切系统一步步地搭建起来。他们真做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美景，但这是否就是前辈们愿意看到的呢？抑或是物极必反，国家成长到极限时的必然反应？反思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否也会发展到一个地步而物极必反呢？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还离我们一段距离，不过可以先向爱尔兰借鉴。
慢，真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避免所有的压力吗？它并不见得可以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率。慢，最多为个人腾出了多一些空间来喘息和思考。也许可以透过这样的空隙来找到生活中所需要的平衡，盼而点燃慧根，以更有创意的方式来回应生活的瓶颈。
我得先声明，我并不向往现在的慢生活，看着待约表（Waiting list）上一堆的小病患时，心里感到莫名难过和着急，想举荐自己来处理一些已经等了许久的病患时，又被一句 “你是新来的，怕不久就会被转到大学医院，所以同时需要另一个队员一起会诊才可以衔接将来的个案处理 ” 而打脸，因为就算我愿意，别的队员不一定愿意。结果，我自告奋勇地表示可以单独处理，只是因为语言的适应（爱尔兰人独有的腔调）需要稍微比较长的会诊时间（很多时候需要重复确认词汇），负责个案的护士看着我，犹豫了一下就不了了之了，似乎是无言地表示：“啊，不行，这太有压力了！还是算了。” 那一刻，我内心在呐喊着：“我在自家的医院一天至少可以看十个复诊病人和三个新个案，怎么你们顾虑那么多呢？” 算了，这就是慢的国度和它慢的道理，我可以理解，却始终无法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