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国良
最近值班时遇到一个案，十七岁正值青春少女因从五岁起性格反叛，时常对母亲拳打脚踢，甚至几次在母亲驾车之时对母亲拉扯而几乎导致车祸的发生。在无可奈何之下，福利部决定将孩子以全时间社会照护法令（Full Social Care Order）寄养于政府承认的福利照护中心。少女的生活原本自那时开始都还算稳定，直到两年前少女认识了损友，就开始酗酒、嗑药和性滥交，甚至重复罹患性病，没有反省的意念。
基于人权，中心无法完全阻止少女与损友外出，所以福利部就将一部分责任交回给父母，即白日驱车一小时载她回家乡利母立郡（Limerick）上课和回家见父母，晚间又回来科克郡的中心睡觉，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她见损友的机会和时间。可想而知，福利部为了她真的是绞尽脑汁，还每天准备交通两小时载送她，说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很可惜的是，少女并不感恩，还变本加厉地要求中心人员不可干涉她吸食大麻和咳食摇头丸，所以当中心的人尝试阻挡她继续嗑药而产生冲突，少女发飙，将屋里的东西乱甩，发起通令要烧了屋子，所以大伙人就借警之力把她押来紧急室，问我该怎么办。
少女在紧急室里不合作，嚷着要出院，喊着她要回去睡觉，明日上课，说我们没有权利扣留她在医院。她满口脏话，表现急促，无法沟通，时不时脚踢紧急室的门和桌椅。紧急室控制不到她，没法之下只好先将她捆绑几分钟，希望她可以消气合作，紧急室医生揶揄着我允许他们给药物制止她继续胡闹，但明文规定如果少女不是有精神病，基于人权不可随意给药物控制，万一药物产生副作用，少女是可以法律追究责任的。我向紧急室解释了我们的立场，他们也基于没有明显的病症，除了怀疑毒品戒断症状外，没有扣她就医的理由，所以只好让她离开了。可想而知，问题立刻就回到了照护中心和少女自己的安危。
这等的自由并高举个人权益是否可取？我们谈的是心智还没完全成熟少女的自由。我认为整个社会系统赋予个人的权益已经过于松懈和过线了，个人主义的抬头并没有减少情绪压抑所导致的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殊不知人格障碍在西方国家是尤其多。根据剑桥大学2019年的系统追溯，全球的人格障碍占总人口平均值为7.8%，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9.6%，而中低收入国则只占了4.3%。由此可见，个人主义并没有照顾到每个人的精神需要，反之恶化了个人与广大社会的关系。西方一直以来推崇亲子教育的那一套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很明显地，在过于看重孩子的个人自由，选择和忽视了孩子真正需要的心智成长的议程下，搞砸了近代人。当然我希望不以偏概全，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父母都没看到问题的存在，只是百年建立的价值观加上政治的议程，要及时刹车，可谈何容易呀！
我记得年少时牧师曾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简单地解释说：“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我知道不可做什么，而又有能力和自制力不做那事，心里平安，不犯罪，这是何等的自由啊！”而让我不做越矩的准则或标准，就是信仰所赋予的。人说宗教信仰让人时常活在害怕和限制中，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和自在，但没有准则的生活会让人失去生命的方向，仿佛无头苍蝇，到处乱串；如失锚之舟，随波逐流。许多自残的病患都阐述了长期内心空洞的煎熬，这就是摩登快速繁忙的生活所产生的心灵真空现象，自残的痛可唤醒内心麻痹的生存渴望，是一种对生命的呐喊和抗议，不理解的人会认为他们只是渴望身旁人的关注，其实背后的缘由远大于我们可想象。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十九世纪中匈牙利诗人 ——裴多菲在他一生当中身处战乱时代的心路历程。年少的他主张生命创造力的可贵，生命的成长随着他经历爱情得失后，继而高举爱情所给予生命的生机。他虽赋予生命和爱情的价值颇高，但他与爱人在民族革命挣扎下苟活，所以才会对自由有所醒觉。他最终愿意将狭义的爱情升华至对民族自由而战的情怀，而且他也不只实际地参与“笔战”，更亲自上阵，最后还死在战场上。这般对生命、爱情和自由的处理和诠释可谓成熟之极。反观，如今社会的变革已将生命、爱情和自由的诠释解体成极为肤浅，甚至可有可无的价值观。这等的人间空洞最终将摧毁人类几千年的基业，也完全不需要等到神亲自上阵，人自行摧毁还不自知呢！
总的来说，自由是有能力不做不该做的事，更是要做比自己更重要的事，如要顾身边的人国、家与社稷，要爱人如己。我们到底可以如何做才能唤醒众人对自由的真正认识呢？
Photo by Naveen Chandra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