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芳
第一次到北京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到西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程时停留北京几天，名义上是学术考察，其实旅游的成分居多。千禧年前后，公司取得第一轮风险投资，我几次到北京探路，住在中国大饭店。后来公司在上海成立中国团队，到首都与官方及商业伙伴接洽的任务，便交给了他们。最后一次到北京是2015年底，当时百度似乎有注资的意愿，我连夜乘机赶至，当天下午就掉头飞南非。那个注资案终究也没成。北京的冬天，还真是严寒刺骨的。
最近几年多次造访中国，都没到这复兴大国的首都朝圣。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转变是惊人的。当年我在北京转机到西安，内陆航厦乱成一团，规矩排队的人不多，得拼命挤到柜台前办理登机。到了西安，即便是来自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也被当成高大上的外宾接待。千禧年间，我带同家人访京，一对小过十岁的儿女在街上很引人注目，屡被夸“好”。这次，我只是芸芸访客中的一名。人还是很多，但一刷手机就可进入机场捷运，再转地铁到我在三里屯的住宿地方了。
北京之大，让我很不习惯。在新加坡的地铁换线，走两步再搭个升降梯就到了。北京地铁可不是这样，地底下峰回路转，得走长长一段，换一趟车，不花个十来分钟还真无法搞定。路线图上看似很近的距离，比如往东三站南转两站再东转一站，折腾起来所用时间不菲。某些站点出口因安检关闭，须在地面绕道而行。公交站之间的距离很远，如果误以为像新加坡那样可以走一两站，就很锻炼脚力了。幸好公车也可用手机扫码，不赶时间可随处游荡。吃饭时，就更体会什么叫地大物博了。我在一周里随意选中的餐厅，大多是外地人开的，老板的口音南腔北调，食物口味天南地北。
如今热门景点如天安门和故宫，都得提前预约，安检严格。故宫周围的巷子胡同，却有很多变装的皇帝、娘娘和格格。我走到景山崇祯上吊的地方，重温“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在现代管理学中的意义。一些热门景点，如天坛、圆明园等，都回去走走看看—— 如今告示解说都完善许多，人潮也极汹涌。很多景区有长者优惠，我用新加坡驾照也可通关，便随意进出。圆明园附近的中关村，我一直被那个“村”字所误导，脑中的影像是巴厘岛的 Canggu，原来现代高楼林立，完全是个庞大的高科技园区，路人的平均年龄，比北京其他地区年轻许多。
北京城郊的景区，如长城和十三陵等，这次就不去了。本来周末吸引我到城郊的，是一个人机共赛的半马拉松。我对机器人如何可在实验室外的路面上，奔跑或行走21公里，饶有兴趣。于是便计划了公交路线。然而，那个周末北部寒流和沙尘暴来袭，气象局发出警报，部分公交停运，比赛展延一周。我乖乖躲在住处两天，几十个电视频道来回调度，应对川普关税的官方说辞，倒有一半背熟了。夜里风声霍霍，早上起来，外面停放的自行和摩多车都被吹得东歪西倒。
过两天，风稍停息。傍晚出去觅食，发现路上行人又多了起来。气温仍然极低，虽未到冰点，偶尔刮来一阵风，几层衣服还是抵不住那种侵入骨髓的寒意。这已是渐暖的四月呢。北京好像处处都在提醒我：它的历史沉淀是大天大地的段位，对小打小闹不感兴趣，连风和寒流都是大的。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写得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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