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棲
——致那个曾经因为写作被责怪的孩子
最近，我又开始提笔写作了。
其实早在多年以前，就有几位命理老师这样对我说过：“你适合创作，文字会是你生命里最有力量的东西。”有人甚至笑着说，我是那种“天生吃文字饭”的人。如果懂得善用语言，便能开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我当时笑了笑，没有当真，也没有全然否认，心里想的是：我真的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写吗？
生活早已过了梦想的年纪。那些曾经想说的、想写的，像被日常揉皱的纸张，早就塞进了心底某个无人翻阅的抽屉里。我也不是文笔特别优秀的人，甚至可以说，从小到大，跟“写作”这件事，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的挫败。
但我还是又回到了这里，又开始写了。不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而是因为我再不写，就快要忘记自己了。
尤其是在这些年，我开始以心理陪伴师的身分，引导他人去倾听内在、回到自己“心里的家”。我陪着无数人走过情绪低谷，看著他们跌倒、挣扎、和自己和解。我常说：“没关系的，我们慢慢回家，一起找到内心的那个归处。”
直到某一天，我忽然停住了。
我自己呢？我有回过家吗？我愣住，好像整个人都卡在原地。那一瞬间我才惊觉，自己已经九年没回家了。
不是因为路途遥远，也不是没有人邀请。是我自己，一直无法踏出那一步。这九年里，太多节日我都让自己忙起来，好让自己有理由不出现。当别人说“回家了吗？”我总是笑笑地说：“今年还是先算了，忙着工作。”但其实，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
说穿了，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去。
我曾经试着问自己：我究竟在逃什么？是过往家人对我态度里的忽略与冷淡？还记得某次我跟妈妈分享了一段低潮，她只是淡淡地说：“你想太多了啦，去睡觉比较实在。”
还是那些话语里无意或有意的伤害？抑或是，那更深更隐密的羞愧感——那种“我没有什么好带回去的”、“我这样的成就不值得让人骄傲”的感觉。
其实，在马来西亚，或是有华人社群的地方，每年到了农历新年前后，各大品牌商家总会推出一系列催泪的新年广告。几乎年年不变的主题，不外乎就是：孩子在外头工作太忙，没空回家吃年夜饭；父母煮了一大桌菜，孩子没回来；或者父母老了，孩子们在外头发展，久未探望。
这些广告总是以催泪收场，唤起“孝顺”的集体记忆，呼吁我们回家、陪父母、感恩血缘的连结。但我心里总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广告，从来不曾站在“不回家的人”的视角来说故事？
难道那些不归巢的鸟，都是冷血吗？都是不孝吗？我总不相信。
我更愿意相信，那些离家太久、不敢回首的人，心里藏着比任何人更深的痛。
有些人，可能在外头过得并不好，不敢让家人知道。有些人，可能失败太多次，甚至做错了什么，没脸回家。有些人，可能从小就活在“你要争光、你要有出息”的框架里，久而久之，把“回家”当成一场考试，而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卸下防备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太擅长赞颂孝顺与团圆，却很少肯认那些无法回家的人，其实早已在心里折返千万次。
我不是那种功成名就的孩子，没有一份让亲戚眼睛一亮的工作，也没结婚生子，甚至还被旧同学传出我“混不下去、靠人养”的不堪流言。我总觉得，我这样的模样，是一种家族的“不体面”。
所以，干脆不回了。但这“不回”的决定，本身就像一道裂痕，在我心里，划出了和原生家庭之间越来越遥远的距离。
可奇怪的是，从小我却不是一个冷漠的人。我曾经，是个很温柔、很喜欢和平的小孩。
我记得，那时候电视新闻会介绍一些国际大事，有一天播到某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整个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根本不懂什么叫“诺贝尔”，也搞不清楚那些人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只是单纯被“和平”和“奖”这两个字吸引住了。
和平，多美的字眼。奖，多令人向往的肯定。
那时候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够做一点让人更靠近和平的事，然后被世界认可，那该有多好。我也想被肯定啊。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那代表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代表我存在的样子，是有人看见的。
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被看见”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难。
我从小就很爱写作。家人总说我很爱碎碎念，但其实那只是我找不到出口，只能写下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作文簿对我来说，就像一封封写给世界的情书。小学的时候我常常写自己的情绪、心情，甚至会偷偷写我对爸妈的不满、对自己的疑惑、对同侪的困惑。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家庭里冷战的文章，老师看了之后，直接找了我妈妈来学校，说我写的东西“不太健康”，叫她要多注意我的“心理状况”。
妈妈当场脸色铁青，回到家就狠狠骂了我一顿。她说我“家里的事情乱写什么”、“不要在学校丢人现眼”。我听着，只觉得喉咙像被塞住了。我明明只是把真实的感受写出来而已。
从那之后，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感受本身就是错的。
还记得高中某年，我的父亲因病住进加护病房。我们关系本就冷淡，其实心里没那么想去探望。但家人坚持，我只好去了。第一次见面，他还没醒；第二次，我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放在病床边。
那封信，我写了整整三页，从小到大压抑的感受都在里面。那是我仅存的勇气，一次性掏空了自己所有的心声。
父亲醒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我好不好，而是冷冷地说：“你写那么多做什么？有的没的，害我看到更烦。”
我再次被击倒。
我写的东西，从来没有人真的愿意看完。更没有人想去理解里面的情绪与真相。他们只在乎“好不好听”、“有没有体面”，而不是“你怎么了”。
那之后，我渐渐不再写作。写，对我来说，不再是释放，而是风险，是惩罚。每一次动笔，都像是自曝其短的行为。作文成绩也是一直被改到红笔横飞，我开始觉得，是我不会写，是我文笔不好，是我表达得太差，才会一直被骂。
久而久之，我放弃了用文字去连结人、也连结自己。
但你知道吗？就算我不写，感受也不会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躲在我引导别人的话语里、陪伴别人时的静默里。我成为了一个很会听别人说话的人，却越来越听不见自己。
直到这几年，我又开始默默地写东西。没有目标、没有企图心，只是让笔自由地流动。写到一半，我忽然哭了。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久违地感觉到——我终于又能够诚实地对自己说话了。
原来我不是不会写，而是曾经被禁止写真话太久了。
原来我不是没什么好写，而是有太多来不及说出口的感受，都还等着我去说、去写、去理解。
那些年我敬佩的和平奖得主，或许他们也不是为了要得奖才去做那些事的吧。他们只是因为某种内心的诚实与坚持，选择活出自己相信的样子。而世界偶尔会给这样的诚实一点掌声，虽然也常常给更多的误解与惩罚。
我现在重新提笔写作，不是因为我以为自己能写得多好，也不是想证明什么，而只是因为——
我想回家。
不一定是回那个门牌号码所在的家，而是回到内心最初那个喜欢和平、相信感受的自己。那个小孩曾经因为写作被误解、被骂、被冷落，但他还是一直静静地等着，有一天我能回去，把他重新带出来，说一句：
“你一直都写得很好，只是这世界还不懂怎么阅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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