绾棠
辞职的念头在阴郁的周一早晨破土。连续第三十七次按下闹钟时，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冰冷的手机屏幕，还有更为冰冷的东西——那种每天醒来都要重新确认自己仍在呼吸的钝痛。办公桌上的文件越堆越高，像一场缓慢的雪崩，渐渐掩埋了毕业时那点未熄的火星。于是，在又一次机械地回复完第十二封邮件后，我订了一张去拉萨的单程票。
飞机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时，稀薄的空气立刻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拖着二十八寸的行李箱，每走十步就要停下来大喘气，像一条被扔进冰窟的鱼，鳃盖疯狂开合，却只吞进刺骨的虚无。预定的青年旅舍在八廓街附近，三楼窗台正对着大昭寺的金顶。黄昏时分，转经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动，铜铃与诵经声织成密网。
那个穿玫红色冲锋衣的女孩是第三天出现的。当时我正对着酥油茶发愣，她端着青稞饼坐到我对面，鼻尖上还留有一小块未抹匀的防晒霜。“你也是一个人？”她问得突兀，却因为正在笨拙地卷弄皱巴巴的景区地图，显得格外真诚。后来才发现，她随身药盒里装着五种颜色的药片，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书就折在钱包夹层，像片随时可能融化的雪花。
偶然发现，她每次吃药都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五种药丸必须按颜色排列在掌心，最后吞下的永远是那颗猩红色的，像把落日含进喉咙。
我们渐渐结伴同行。她走路很慢，在布达拉宫的台阶上每走五十级就要休息，却总是推开我递过去的登山杖。有次喘息时，她撩起袖口擦汗，露出手腕内侧一道蜈蚣状的疤痕。“医生从这里取走了一根血管”，她的指尖轻抚凸起的痕迹，“像不像一条想逃走的虫子？”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岁，所以我的时间像高原的溪水，看着丰沛，其实每年都在倒计时解冻。” 阳光穿过经幡的间隙，斜照在她微微汗湿的脖颈上。那道疤痕在光线里泛着珍珠母贝的光泽，让我想起大昭寺佛像衣褶间垂落的金丝璎珞。
真正触动我的那个夜晚来得毫无预兆。
凌晨两点，她敲开我的房门，手里晃着强光手电：“银河出来了。”我们爬上青旅的天台，拉萨城的灯火在脚下流淌成河。当她调整三脚架时，我注意到她手腕内侧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不要抢救”四个小字。她顺着我的视线笑了。“护士说我在抢救昏迷中一直抓挠手腕，醒来才发现不知何时写下了这四个字。”夜风掀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青紫色的血管，像地图上即将干涸的支流。
群星倾泻而下。不是一颗一颗，而是整条银河决堤——我从未见过如此稠密的星空，仿佛诸神在穹顶撒了把碎钻。她突然指向天琴座：“那颗星可能已经死了，我们现在看见的，不过是它很多年前发出的、还在宇宙中流浪的光。” 我的眼眶突然发烫，原来我们都活在倒计时里——她的生命是沙漏，细数剩余；我的热情是化石，缅怀曾经。
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翻看她传给我的照片。有张构图很特别，取景框左下角是经幡缠绕的玛尼堆，右上角却意外拍到我站在远处发呆的背影，而画面正中央，一只苍鹰正冲破云层。我就像那个被偶然框进画面的背影，活在世界的边缘地带，从未真正参与过自己的人生。
辞职信是在回国第七天发出的。人事总监惊讶的表情让我想起高原上遇见的藏狐——它们也无法理解为何有人要主动离开温暖的巢穴。清理工位时，我发现抽屉深处藏着三年前面试时画的构想图，那些彩色便签纸早已褪色，如同我逐渐枯萎的想象力。
如今的工作室朝西。每天傍晚，阳光会准时造访，像位沉默的访客，在墙上留下两小时的金色脚印。墙上钉着那张苍鹰的照片，下方是客户寄来的明信片：挪威峡湾的邮轮上，某个癌症康复的老人对着我拍的极光流泪。书桌抽屉里躺着从西藏带回的转经筒，偶尔卡住时，我会想起那个女孩说的：“完美的东西往往不真实，就像……”，她当时突然咳嗽起来，没能说完后半句。
上周整理云盘时，发现她两年前发来的最后邮件。附件是张黑白照片，逆光勾勒出冈仁波齐山脚下喝水的剪影，塑料水瓶挤压时产生的褶皱，在照片上凝固成永恒的海浪。主题栏只有五个字：记得要呼吸。
窗外飘起北京春天的柳絮，恍惚间像是回到了拉萨那个星夜。高原反应令人窒息的从来不是氧气浓度，而是当我们直面生命的本质时，那种近乎疼痛的清醒。就像她药盒里那些彩色药丸、就像我相机取景器里永远在流动的光影——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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