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母的八十大寿

燕琳

时间如暗河,无声地推着人往前走。我曾以为母亲永远是铁汉子,厨房里脚步生风的影子。直到家族群里跳出“八十大寿”四个字,才惊觉岁月早已浸透她的脊梁。

电话里问她要什么寿礼,听筒那端静默如苔藓般无声滋长。“退来就好料“(回来就好了)。”她的声音像被露水打湿的蛛网,轻得快要飘起来。提及姐姐要带她远游,她忽然笑出声:“我呗行路了(我走不动了)。”那笑声里藏着年轻时想去看雪的北方,想听江涛的长江,如今都坍缩成灶台前一把矮凳。

母亲的岁月是一部用双手写就的家务史。那些年,她的生日总是隐没在炊烟里,最多晚饭多一盘炒蛋,油星子溅起的光便是唯一的烛火。

懂事后,常听母亲说起我幼时的一场大病,差点奄奄一息。那年我还未满一岁,高烧久久不退,乡间的医生只是摇头,叹息无能为力。母亲抱着我辗转去了医院,才得知我的生命要在刀口下与命运对峙,才有机会换回一口喘息。家乡的医疗条件不足以应对这样的险境。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收拾好行囊,与父亲一道,抱着我踏上驶向城市的班车。

八零年代交通尚未发达,一路上母亲用背带将我牢牢缚在背上,一手提着塞满衣物的编织袋。公共巴士在公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我因发烧哭闹不止,她就把我搂在怀里,哼着古老的摇篮曲。那歌声如山涧清泉,缓缓流淌过我的不安。

到了城市医院,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父母依然从容应对,挨个窗口耐心询问,用生硬的马来话与医生尽力沟通。手术需要签字时,她的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笔,却仍坚定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医院看诊、检查前后用了一段时间,父亲因需赚钱养家,只得先一步离开;她便寄宿在城里的弟弟家,舅舅每天骑车送她往返医院照顾我。

术后的恢复期是最为艰难的日子。伤口的疼痛让我彻夜哭闹,而她便整夜守在病床边,轻声唱着儿歌哄我入眠。多年后听她提起那些不眠的夜晚,我仍会热泪盈眶——仿佛她的身体里有一股永不枯竭的耐心与能量,而我直到今日才真正读懂,那段岁月里她所背负的一切艰辛。

往后的日子里,每逢天气转凉,她总是最先感知,提前为我备好厚衣。每个生日,她都会多煮一个红蛋,一碗面线,说是“祝福”。而她自己,却在岁月奔波中落下了风湿的病根,每逢阴雨天,关节便隐隐作痛。
寿宴选在一家素食餐厅,窗外青石板路蜿蜒如岁月的褶皱。我提早回到老家,见她正在厨房择菜,花白头发被风轻轻拂乱。阳光斜照过她的脸庞,那皱纹里埋藏的不只是风霜,更像是土地用八十载光阴犁出的沟壑。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太多亏欠——嫁人后忙于自己的家庭,回家陪伴的日子屈指可数。我暗自许诺,往后定要常回来看她。

素斋宴上,罗汉斋氤氲着年节的记忆,寿面漾出长寿的寓意,腐竹焖笋还留着我童年的滋味。一家人的筷子在盘碟间敲出清脆乐章,她坐在主位,却只舀了半勺豆腐羹。举杯祝寿时,她眼角泛起的水光,比任何烛火都明亮。八十年光阴在素菜的热气里完成交接——寿宴从来不是时间的刻度,而是世代记忆的渡口。

散席时夕阳西斜,她的背影被拉长成一抹纤细的轮廓。我上前搀扶,触到她粗糙的手掌,那上面布满老茧和裂痕,记录着无数个埋头劳作的日夜。想起已故的奶奶,我才惊觉母亲的存在本身已是岁月的恩赐。夜半老屋传来她的咳嗽声,像晚风吹起树叶的声音——让我想起那些年在医院走廊里,她压抑着咳嗽,生怕惊醒刚入睡的我。

我们最终点燃了蜡烛,火苗在她瞳孔里跳动时,所有的皱纹都化作了温柔的水波。她一生未曾为自己许愿,却把点点星光都缝进了我们的行囊。八十大寿不过是给思念一个名分,真正要庆祝的,是她用八十个春秋将“母亲”二字,刻成了大地的形状。

此刻她坐在团圆中央,像一棵不再迁徙的老树。这棵树曾为我遮风挡雨,甚至不惜将根系伸向陌生的城市,在水泥森林里为我撑起一片生机。而我们这些散落的种子,终于学会在根系深处读懂:所谓长寿,不过是让陪伴比时间走得更慢一些。

望着母亲安详的侧脸,我忽然明白,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条暗河,而母亲就是河上那座最坚固的桥。她可能从未见过北方的雪,听过长江的涛声,但她用八十年的光阴,在我们心间犁出了最深的沟壑,那里播种着爱与坚韧,生长出整个家族的脉络。

这个八十大寿,我们庆祝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用生命书写的故事。有素斋宴上眼角的水光,这些平凡的片段,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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