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芳
四月早晨,在首尔睡醒。当日下午,将有背水一战。一切会议材料已准备妥当,见窗外阳光甚好,便决定出去散步。我从江南区开始,穿过闹市,寻找前往汉江河畔的道路。在一排公寓后,我发现一条幽静的小径,右边是约两丈高的隔音墙,把高速大道的纷扰隔绝。斜坡上种着整齐的几排大树,枝干光秃,隐隐发出新芽。落叶覆盖斜坡,杆影静静躺在地上。
我给太太发去照片。她回道:树叶落尽嫩芽萌生,沧桑却也待发。
那几天我都在读叶嘉莹解《人间词话》。昨夜飘雨,今晨路上落花满地,心中咀嚼亡国君臣的诗词,又兼和编者讨论某副刊大幅缩版之事。心中响着“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哪看到春芽待发?
叶嘉莹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正值大陆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她在大陆、台湾、北美等地辗转迁移,丈夫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被囚禁,历经艰苦,到了五十来岁,以为苦尽甘来,大女儿和女婿却在车祸中双双丧生。她发表《人间词话七讲》时,已年近九十。七十年沉浸诗词世界,一生历练,讲授悲剧词人如陈曾寿和冯延巳,便丝丝入扣。
陈曾寿是满清遗民。他是汉人,家族几世在滿清仕宦,與清廷有密切关系。满清覆亡后,他成为婉容王后的师傅,后出任伪满洲国高职,因清陵事务触怒日本人,遭到免职。晚年,他寓居西湖,写下这一首词:
修到南屏数晚钟,目成朝暮一雷峰,纁黄深浅画难工。
千古苍凉天水碧,一生缱绻夕阳红,为谁粉碎到虚空。
陈曾寿生为汉人,却摆脱不了对大清的眷念。一生颠簸后,他终于「修」到西湖旁,日日「数」算晚钟,与雷峰塔一见倾心,朝暮相对。那夕阳晚霞,何等美丽。我一生缠绵爱恋,就只剩下这抹晚照了。可是,那伫立千年阅尽兴亡的雷峰塔,一日竟轰然倒塌。我的梦化为粉霁,终归虚空。这都是为了谁呀?
冯延巳是五代词人,生于南唐重臣之家,与中主一块长大,官至宰相,且是后主李煜的老师。叶嘉莹说:冯延巳一出世就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南唐是一个必亡的国家。南唐偏安江南一隅,其时北宋已经壮大,南唐进不能攻,退无可守,大臣分裂成主战主和两派,相互倾扎。作为宰相,冯延巳无力回天。所以,他只能说: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每日昏沉烂醉,身体都快顶不住了。然而,今天不喝,明天花朵可能已经凋零。镜里,我容颜憔悴,却又奈何?
前几日,编者跟我讨论《大卫与楼梯》可否删到千字以下,因为该副刊革掉几天,文艺版评论(笔战?)长文太多,很难消化,专栏作者又「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想,马新的华文报业,是不是如南唐一样,是必亡的?如此,我的编者朋友,就是冯延巳了。
其实,全世界的报业,正面临网络的严峻挑战。大众用在浏览媒体的时间,纸媒曾经占据三至四成,但自从网络崛起,此份额已降至一成左右,在年轻人群中更惨不卒睹,完全不读纸媒的大有人在。大势使然,广告主分配于纸媒的预算必大幅削减,老牌大报皆难逃减版裁员的宿命。马新华文报业,面临巫英两大强势文化,以及功利主义之进逼,更如雪上加霜。进不能攻,退无可守,伤兵残将热衷于同室操戈。我的编者朋友,又岂能不「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呢?
余秋雨以《死前细妆》来形容西班牙南部的阿汗拉布拉宫 (Alhambra)。公元八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从北非进入欧洲,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统治了七百多年。最后,基督教西班牙收复失地,摩尔人只余一座孤城,被包围达两百多年之久。在两个世纪里,天底下已无处安身的摩尔人,文化心理走向是如何?余秋雨说:
「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装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 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泻,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
其结果,就是绝美凄美的阿汗拉布拉宫殿。
该副刊减版的消息公布后,一群(大部分是)作者的群体发动了一个请愿运动。我细数自署「作家」的签名,真是应了「作家多过读者」那句话。论述来论述去,还是局限在小众里的小众。与其成日为曲高和寡边陲文化哭嚎,何不把时间精力,用在写出能触动大众灵魂的作品呢?
我在河畔流连一阵子后,返回酒店收拾下午的材料。那日的会议进行得还可以,然而,此战可否竟其功,还言之过早。第二日黄昏,我循原路,慢跑至汉江边。那时,夕阳正缱绻,丝丝缠绵,剪不断,理还乱。我在桥上跑过,凉风迎面。冯延巳说:「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我的编者朋友啊,是否独自站在小桥上不回家,任凭寒风吹满衣袖,直到遥远的平林,月亮缓缓升起?
2016年4月10日初稿
2016年5月17日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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