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玲玲
在学校任教的友人经常感叹“家长越来越难搞“。身为家长，我最近也间接领教了老师口中所谓的“难搞家长“。在一次的小学模拟考试中，由于班上多数学生都意外的考得不甚理想，有位家长就私下向老师发电邮询问原因。这位老师或许认为其他家长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把答复寄给了所有家长，内容大意为学校是特意把这次模拟试卷的程度大大提高，让学生开始体验来年会考的难度与要求，所以家长无须为孩子这次考不好而担忧。岂料电邮一发出，就随即有另一位家长怒气冲冲的向老师兴师问罪，质问校方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他批评这不仅打击学生的自信心，给家长施加无谓的压力，也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
由于往来邮件也都寄给所有家长，所以大家都成了整个事件的旁观者。附在邮件里的一系列名衔显示这位家长是一位功成利就的专业人士，他说要向教育部投诉，要见老师和校长，却要求老师打电话到他的诊所与他预约见面时间，态度傲慢。幸好老师沉着以对，心平气和的回复说他虽然了解这位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却不能认同他在电邮中的语气。
当时旁观者都因为那位家长咄咄逼人的态度而哗然，回想起来，纵然他那目中无人的不尊语气令人不敢苛同，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他所提出的不满的确反映了不少家长的疑问。特意提高预考的难度，希望藉此鼓励学生用功准备正式考试已是一般校方帮助学生应对考试的普遍方式。预考时差强人意的成绩固然显示校方的用心良苦，但是让学生以受挫的沮丧和不安的心情备考，是否一定比让学生取得他们应得的成绩，以受鼓舞的心态备考来得有效？哪一种方式更能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对学习的热忱？家长应该如何对孩子的成绩做出反应？学校如何能更有效的让孩子平衡成绩和度过快乐的学校生活？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上学快乐。
由于我的工作关系，小儿子的小学生涯始于澳洲，回国后他加入二年级。刚开始时他不大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为什么这里的老师在班上总是气呼呼的？” 他经常问，有时想念起澳洲的学校和同学，就哭闹着要“回去”。他喜爱多项体育活动，却发觉没有一项被列入学校的课外活动。我们都纳闷为什么偌大的一所男校竟然只设有区区几项体育课外活动，甚至连足球这么普遍的运动都没有，后来才了解那是因为校方认为资源有限，所以采取了只重点发展一，两项运动的结果。听说足球是几年前方被取消的课外运动。
可喜的是不久后，一群家长自动自发组织了一个足球社，终于让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一起踢球。开始时，足球会不收分文，全由家长义务担任教练，但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开始征收些许学费，以聘请专业教练。为了不让家境欠佳的孩子会因为缴费问题而颇足不前，足球社更发起了一项支援计划，鼓励其他家长义务资助有需要的学生。
身为学校里唯一的足球社，他们经常被邀请参加比赛，为校争光。时至如今，足球社仍旧不受校方承认为正规的课外活动，然而，这群热心的义工家长并不颓丧，他们本着要让孩子有机会共同踢足球这么一个单纯的信念继续献身，把足球社办得有声有色。
在校方眼中，对提高试卷难度发出质问，或是坚持学校应该有足球活动的家长，或许都同属“难搞“。家长与学校都应该是为孩子健全的身心灵发展而并肩努力的共同伙伴，为什么却不时成了对立关系呢？有趣的是，有些老师一旦换上家长的角色，也一样对孩子的老师显出咄咄逼人的姿态。我很不苛同家长轻视老师和学校，即便越来越多现代家长资历比老师高，但为人师表终究是一份崇高的专业，老师在培育下一代的重任中与家长同样分担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他们需要家长的尊重，认同与鼓励。
该如何化解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对立呢? 身为家长，我希望双方都能够回到根本，以孩子的需要为基本的考量。孩子是否一定要经过自信的受挫以考取更好的成绩？当孩子渴望有更多自由的空间去尝试不同类型的活动时，学校是否能摆开机制中的限制，为孩子开创更多方位的空间呢？
我们都希望孩子上学快乐。
2011年8月4 日首刊于《联合早报 学人视角》
录入八方文化创作室，汤玲玲著《莫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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