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
1840年代，第一代白人拉者詹姆士布洛克建立政权，华人移民陆续抵达砂拉越。初期前来者，主要自新加坡，以从事贸易为目的，在一些人取得成绩后，吸引了更多华人南来，工匠、农夫、种植者、劳工等迅速增加，并长时间逗留在此。这时，古晋和其他乡镇，陆续出现华人用来经商与居住的店屋，以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商业街区。
一般上，提到早年的商业店屋，自然就会被归类为“华人店屋”。所谓店屋即融合商业与住宅的建筑模式，是一种骑楼式的建筑。
根据著名绘测师丁华圣博士（Dr. John H.S.Ting）撰写的《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n Sarawak Before Malaysia》一书提及，1840年代华人初来时，有者依据中国传统农舍的构造自行建屋；有者请马来木匠建高脚屋，屋下则豢养家畜。1846年，白人拉者詹姆士布洛克进行土地测量，将土地售卖给华人和印度人，虽然无法确切得知其面积，但这些土地后来再分割后建成许多店屋，可见面积并不小。其时华人的房屋比较简单而且不牢固，可能心态上未有长期居留的打算。
到了1849年，很多古晋华人的房子进行重建，采用更为坚硬的盐木作为骨架，屋顶则以草叶铺盖，在进行土地分割时善用空间，出现狭窄而长的设计，以容纳更多单位，而店屋中间已经设有天井作为采光和通风之用。我也在其他资料看到，当时店屋的宽度或许受限于木材的长度，以致比较狭窄。
定居在砂拉越河畔的华人逐渐增加，店屋成排出现，那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也就是海唇街（旧日惯称“老巴刹”）成形的时期。这时，更多华人木匠抵步，配合着布洛克的领土扩张，古晋以外的乡镇也陆续出现店屋。《The》书中记录，建造店屋的木材是向伊班人和马来人购买，并经过加工，磨滑木材表面。在结构上，大多店屋合用店墙，只有少数地区如第二省龙芽的店屋是独立建筑，两店之间保持不到50公分的微小距离。
1868年，第二代白人拉者查尔斯布洛克继位后，随即下令砂拉越河畔（海唇街）的店屋进行改建，以新加坡的店屋为蓝本，一律改为砖墙，并加以粉刷，确保更耐风吹雨打；底楼的地面是压缩过的泥地，二楼则采用木地板；屋顶舍草叶，改以木料（推测用的是盐木瓦）或中国的陶器；至于窗门是木框加百叶木窗。还有一个重要的宣布，就是所有店屋前方必须挪出五呎空间，也就是所谓的“五脚基”。据知，当时所使用的砖块，产自砂拉越河下游、距离古晋市区1.6公里的丹拿布迪（Tanah Puteh），初时制作砖块的方法是将粘土紧压在模型里晒干，而后则改以低温烘烤。
1870年，沿河店屋的改建大致完成，有关计划亦延伸到后方的亚答街，但主要仅针对亚答木屋加以整顿，确保市容整齐，倒没有听说改用砖墙。如此一来，当1884年古晋发生大火灾，一口气烧掉超过130间店屋时，亚答街正是重灾区，反而海唇街的部分砖墙建筑得以保全。当然，大火后的重建，古晋老街的店屋皆换成砖墙，也就是今日所见的“版本”。
根据《The》的记录，20世纪初的政府文件指古晋巴刹“……基本上都是砖造建筑，而且粉刷干净……”。也在这个时期，华人继续涌向其他新开发的乡镇，除了诗巫出现一些砖墙店屋外，其他地方的店屋仍难以看见砖块的影子，主要的原因是砖块的产量有限，不足以供应。
进入第三代白人拉者梵纳布洛克时期，店屋的建设进一步成为砂拉越产业发展的主旋律。这个时期的店屋，虽然结构上仍依赖盐木，但砖块的使用更见普及化。在梵纳政府的策划与推动下，浮罗岸地区大事发展，从浮罗岸涵盖汤申路（今东姑阿都拉曼路）、中央路这个区域，总共建了大约23排店屋，数量可谓大跃进。本区靠河的段落（即今日的艾贝尔路与毕打拿路），则是当年的工业区，修船厂、打铁铺、木工厂等林立，还有政府的化粪池也设在此。同期，在古晋老街另一边的砂督地区，也建起了三排店屋，但由于发展重心放在浮罗岸商业区，因此砂督在很长年月里依然保持作为马来人的住宅区。
二战以后，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成为殖民地，随着钢筋水泥和新的建筑技术逐渐成熟，古晋的建筑面貌又进入新的纪元。
封面图：今日的海唇街
下图：坐落在砂拉越河畔的海唇街店屋，1860年代改建。（图：KCH Past &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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