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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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荷

那天的午后，我还想起了她。

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都快结束了，她还是努力地躲避这个电子丛林世界的枝枝木木，就连发结婚请柬都要手写信。之前我常常笑她，你在这个时代活得这么像个隐居士，可能已经被很多人宣判成社会性死亡了。她不恼，忽闪着薄薄眼睑下的浅色眼睛，说：“我还活在你的世界里就好啦。” 那个晚上，我人生第一次接到警察的电话；放下电话，她就这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她寄过来的白色请柬还静静地躺在客厅的沙发桌上，混在一堆拆开的广告邮件和催缴费单中。

“我最亲爱的首席观众，我要结婚啦，婚礼你一定要来！”

信里附了一张她和未婚夫的合照，背景是湛蓝湛蓝的海，两个人笑得明媚得很。男人的发胶涂在发根，揽着她的左臂手腕上的表在地中海的阳光下熠熠生辉，阔气和头发一样冲天；她穿着一条湖蓝色的无领裙子，头发还是扎成一个髻，修长的脖子上戴着一串彩色石头项链，依旧是美得让人失语。多么不般配的两个人，我看到照片时想。但又是多么般配的两个人—— 年轻漂亮的舞蹈家和大腹便便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是资本主义时代人人津津乐道的甜蜜童话。

从收到婚礼请柬后，我就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该邀请谁做我的女伴。在她盛大婚礼那天，我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多年未见，已经不知不觉过上幸福安定生活的老友；即使我的真实生活支离破碎，两颊因为酗酒而凹陷，但这都不必让她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个女伴，需要她和我一起去扮演电影里镜头一扫而过，幸福甜蜜，唯一台词就是几句寒暄的伴侣角色；成年人的世界里拥有稳定的伴侣，仿佛能自动说明你的生活过得不赖。她不能太过耀眼，演技也不能太过拙劣，不能让观众产生太多的兴趣，让人一眼就忘的普通人最好。 最后敲定的是前不久在网球俱乐部认识的年轻女孩，她不丑也不美，不胖也不瘦，不张扬也不寡言，刚刚好。但就在我打算发消息问网球女孩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过来。那边说自己是警察，说我是她的第三个紧急联系人，说她已经离开人世。

我至今回想起来那个电话，仍然觉得充满戏剧化的讽刺意味。她的存在与否被警察的一通电话给宣告，如果那天我碰巧错过电话，如果我足够幸运地一直错过电话，再阴差阳错错过婚礼，或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不复存在。我后来一直在想，判定一个人存在与否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属性消失了，他斩断一切社会性的联系，不告知任何人在深山木屋里独自生活，那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他是活着还是死去？好像都可以。

当生命中的其他人从我的生活中隐退，我可以默认他们坠入了无尽的虚无，或者认为他们在世界某个角落过得很好。我的构想在以我为主体的这个世界简单的地定义了他们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下，他们的杳无音讯于我是多么便利。可即使这个人仍活在聚光灯下，与社会保持着一切联系，那他的存在就一定是真实的吗？如果这个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存在的形式是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输出的形式就是文字，那当他悄无声息地被谋杀，谋杀者继承了他的思想并持续创作，会有人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吗？而人气歌手、天赋异禀的操盘手、天才少女作家、年轻有为的企业家、雄辩的政客，这全部都可能只是一个空壳，空壳下是一行行代码的和规则制定者设计的谎言。

历史可以被篡改，事实可以被扭曲，从未存在过的人可以在乡间传说中拥有精彩绝伦的一生。伟大的人的存在被抽象成一种精神，或是一个象征，让他们在往生后得以继续存活；普通的人的存在是一个唾沫星子，谈笑间他的一生就灰飞烟灭。这种对于不再存在，或者说是不再在旁人的世界里以自己设想的方式存在的畏惧，是不是可以解释多少人不遗余力地去构建自己的形象，在他人的目光里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那个电话距离她的婚礼还有一个月，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三年前。三年里我们基本没有什么交流，我们从未打过电话，从未写过信件，我们甚至都没有什么共同朋友来告诉我她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只是偶尔会想起她，想起第一次在雨夜的剧院门口见到她时她高傲、漂亮的脸，想起在凌晨三点的无人街道她醉醺醺地开心跳舞。再后来收到她的婚礼请柬。如果不是因为其他邮件都想法设法用花里胡哨的包装吸引我的注意力，我都不会注意到她那么不起眼的白色信封。

婚礼在她未婚夫新开发的某个海岛度假村 —— 婚礼的消息一放出来，海岛便成了这个城市大腹便便的多金男人和年轻漂亮的女孩眼中的风水宝地。各种八卦营销号对这段关系喋喋不休，她的人生被浓缩成了“年轻美女”、“青年舞蹈家”、“拜金女” 几个简单的词，一笔带过。只有一些绞尽脑汁琢磨如何嫁给有钱人的女人会把她的人生履历、生辰八字扒得干干净净，最后头头是道地发表结论 —— 她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接近某某，她在感情中的某某技巧值得借鉴学习。鲜有人提起她的名字，鲜有人提起她在舞台上多么耀眼，鲜有人提起她在无人鼓掌的时候也爱跳舞，鲜有人知道她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评判，鲜有人知道谢幕之后的她是什么样的存在。

甚至到她葬礼的那天，天空阴沉，北风呜咽，我还是不敢相信那个小小的木盒子里装的是她。心理咨询师说对于突发情况的否认是当下正常的自我保护机制，可于我来说，如果我永远不承认她不存在，那她就还在世界某个角落跳舞、结婚、生子、变老；我就还可以怀揣着某一天与她重逢的希望，坐在她的观众席上，为她鼓掌喝彩；我就还可以在谢幕之后和她去街口转角的小店，分食一大盒被反复加热的披萨。我无法遏制地想要让那些悼念的人群停止哭泣，他们的眼泪那么软弱，混杂着雨水加剧了这现实的真实和荒诞；我想拿出一瓶发胶，梳理他未婚夫被雨浸湿、软塌塌地贴在额头上的滑稽可笑的头发；我多想她从远方突然出现，告诉大家她不过是一介俗人 —— 比起婚礼，更想看看谁会参加她的葬礼，所以才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可夜幕降临，人群散完，除了一只鸟的孤鸣，和我这个首席观众，再也没有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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