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芳
我在香港预定的短租公寓位于西营盘高街。这“高”可真是名副其实了，从正街交界口望下去，街道一头栽进港湾，另一头陡坡直上半山，有冲入云霄的感觉。公寓的入口很小，一不留心就错过。单位在九楼，从小电梯出来，经过窄廊，几户人家。一卧房单位五脏俱全，虽然也小，但很舒适。屋主是洋人，入住条例注明有养猫，最近猫搬走了，玩具还在。
两个月前，忽然觉得是时候回香港走走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香港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从六、七十年代的邵氏电影，到八十年代的连续剧，香港仿佛都不陌生，像一位熟悉却从未会面的朋友。
第一次踏足香港是在86年。当时是大二假期，我成功申请到新加坡-香港大学交换生计划，和7位工程系同学到港企实习3个月。我们在摄氏十五度的春寒三月间抵达，生平首次遭遇热带以外的寒冷气候。我们入住的香港大学宿舍，在峰回路转的薄扶林道旁。春天的湿雾漫入房中，在墙上结成纠缠不清的水粒，一切都是新鲜的。清晨我搭巴士或小巴下山，到中环码头喊句“有落”，乘坐地铁（也是首次）或天星小轮，辗转换乘巴士到油塘的工厂。
工厂生产装饰性电风扇，有几条生产线，一个小工程部，一群蓝领工人。中午供餐，同事们围坐小桌，几对筷子眼花缭乱地夹菜，一碗饭两三下子扒光，然后提碗到边上盛汤，站着喝下完事。我不惯用筷子扒饭，都还没开始呢。生产线上有一批从“上面”“渡”过来的工友，公程部副经理经历过文革，常讲一些我听不懂的故事。我的月薪大约是港币1千4百元，如果不请假迟到早退，可多得几百块勤工奖。这点钱很重要呢。我最经济的通勤路线，是公巴换天星再换公巴。如果起身迟了，就只好多花几毫子搭小巴换地铁，心疼。
三个月后入夏，天气闷热潮湿，我失去胃口，瘦了不少。实习结束后女友从大马到来和我会合，我带她“参观”宿舍。她在四个男生共住的房间门外说：为什么这样臭？我搪塞：是他们的袜子啦。幸好她没追究，要不然我就娶不到老婆了。我们在香港、台湾、澳门等地旅游。临上机回家时，口袋里只剩下银角。
第二次踏足香港是在93年初。90年代初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导师是钱大康教授。其时香港科技大学初建，吸引大批原籍香港的北美学术人员回流。钱教授帮我申请经费，让我到科大游学三个月。我和太太从威州前往香港的途中，她在新加坡测出“两条红线”，我们要升级当父母了！一位沈教授听闻此消息，邀请我们入住她因频繁往返加拿大而时常空置的教职员宿舍。就这样，我们在浅水湾风光明媚的科技大学，很舒适的住了几个月。这次，我领着新加坡的博士奖学金和津贴，加上科大的研究员薪资，生活过得挺滋润的。午饭不在食堂吃，走回宿舍吃太太煮的家常饭，让其他研究生羡慕不已。
这时的香港，97大限将至。钱教授曾在美国太空研究所任职，30来岁就升了正教授，40来岁时选择回流出生地香港。他告诉我，想在这所新建大学设立健全的学术机制，以防回归后制度崩坏。我在科大遇见许多海归的顶尖人才，博士论文也在那时打下基础。记得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到湾仔电影院观看《笼民》，回程在湾仔到九龙的天星小轮上，在脑中厘清了博士论文中两个主要的方程论证。
第三度频繁踏足香港，是在千禧年后。公司创办的首几年，新加坡和香港正处于“双城记”时代。这时赤𫚭角机场已启用，快铁在30分钟内可达市区。在快钱快扩充的互联网初创时期，我时常往返两地，时间抓得很紧。有一次，我在香港走进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商场，一时恍惚，竟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公关安排很多媒体访问，有时在酒店大堂，最后必定选在机场快线站附近，算准时间让我赶上快铁，到达机场后冲过安检，在闸门下降前抢入机舱。公司在2008年起取得的数千万美元融资，也是在香港促成。完成这系列融资后，公司进入更高档次，我得以接触全球科技界的顶尖人物，视野和阅历都大幅扩展。
然而，从2010年开始，我就很少到香港了，一次因到深圳途经，一次在机场转机。香港慢慢变得陌生，电影看得少，雨伞运动也只隔岸观火。今年忽然想到：我的数码游牧，怎么可以忽略了香港呢？于是就来了。
86年闷湿的夏季，我曾踱过西营盘那段长长的海产街。如今店还在，有间挂上了清盘告示。原来走过干诺道西的行人高架，可以到达滨海的孙中山公园。我数次沿着海岸漫步和慢跑，四公里的距离，经港澳码头、离岛码头、天星码头、可达湾仔码头。我搭上天星小轮，重温湾仔到九龙的航程。钟楼还屹立在巴士转换站旁。我走进香港文化中心。93年我们在这里看过林青霞的《东邪西毒》呢。
我约了当年的港大交换生伙伴 Wilson 见面。他娶了在港大念书时住在薄扶林道靓女宿舍的女友，育有二儿，刚从环保署退休。我们在西营盘吃过传统肠粉早餐，经香港大学校长寓所，从龙虎山小径登上太平山顶。他在一个小径交叉处停留，这里曾有一位卖糖小贩，是他成长的记忆，这两年却不见老伯了。我们沿着薄扶林水塘路下山，到达当年我住宿的伯大尼修院。那石砖下坡路，曾在清冷的晨雾中，被我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如今这里是香港演艺学院新校舍，当天有婚礼，进不去。第二天我自己回来，尝试找寻当时房门外，女友站立的梯级。建筑已翻新，梯宽减半。我发照片给太太，她连“为什么这么臭”都忘了。
我搭地铁到彩虹站，转乘巴士到科技大学。翻山越岭到清水湾，沿途记忆模糊，只依稀认得壁屋监狱。学生多了，主建筑没多大改变，边上的提款机还在，食堂改用刷卡，电脑系实验室找不着了。我沿下坡路走到教职员宿舍，把照片发给太太。她没印象，却记得曾搭公车到彩虹街市买菜。钱教授恰巧不在香港，到美国看女儿抱孙去了。这三十年来我跟 Si Fu 只见过几次面，偶尔在媒体上看到报导。他历任科大、港大副校长，退休前是香港浸信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浸大发生“普通话豁免试抗争事件”，多间大学民主墙一度出现侮辱钱大康标语。当年从美国海归设立机制抵抗渗透的钱教授，怎么倒被学生当成了斗争对象呢？世事荒谬啊。我给他的讯息没提到这事。他却主动说：当年我告诉你人工智慧是死胡同，错了。哎，真是“一日为师”。
那周里，我一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徘徊。许多景色消失了，变样了，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最困扰我的是：为什么我们忘掉了许多？如果一件事从记忆中消失，是不是等于从未发生过，一切都徒然了呢？而今，“当下”如潮水般源源滚来。我接触不少“新”事，如铜锣湾天桥下打小人、湾仔独立书店、九龙诚品、两𩠌饭、深水埠印尼外劳和贫困老人，还有堂皇的香港故宫博物院。我逐渐适应上下高街的斜坡，天天在不同的餐厅里跟陌生人搭台吃饭，走过公寓窄廊时闻到菜香，偶尔听见依稀可辨的琴声。
回程时，在机场刷脸过关，时间很充裕。当年因何太匆忙？须得这般折腾吗？所做的事真有那么重要？然后，我就想起了苏轼晚年的诗：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我们走过的路，不管是否已经遗忘，终究造就了今日的我们。
这一趟，有些事想做而没做，比如到油塘寻找工厂旧址、深圳一日游、澳门一日游 …，这些都留待下次吧。钱教授是肯定要再约见的。沈教授回到加拿大安度晚年了吗？有机会定要拜访，谢谢她当年的收留。还有威斯康辛州呀。那湖泊、玉米田、严冬的雪，以及春天盛开的黄花。
注：封面图摄自九龙诚品书局，香港夜景和玻璃反照的内景形成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