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豆生花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 有一个既熟悉又温暖的人影，我们都唤她“客家婆“。对于她，我所知甚少，不知道她的年龄，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认识客家婆时，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丫头，刚刚升上小五。
那年，父亲放下了咖啡店，转而当了一位务实的农夫，专门种植西瓜，村里人便唤他”西瓜佬“，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了“西瓜妹”。
当时，我们寄居在一位华小董事长的仓库内。海南村的邻居几乎都是海南人，只有斜坡下一户人家，屋主是高瘦的男人，妻子矮胖，脸上时常挂着憨厚的笑容，两人和我们一样讲客家话。父亲和这家邻居一见如故，常带着我和妹妹去他们家聊天喝茶。从此以后，父亲总是亲昵地称呼他们为“客家佬”、“客家婆”。
当年物资匮乏，拥有一架电视机是件大事，但人情味却特别浓厚。只要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屋主又好客，便会在屋前摆上各种椅子，供邻居共享电视节目。依稀记得，那时热播的是周润发和郑裕玲主演的《火蝴蝶》。每当我们挤满客家婆家那宽敞的大厅时，她总是笑着招呼我们，尤其疼爱我和妹妹。
客家婆的家境其实也不富裕，印象中，他们是勤恳的割胶工人。海南村的水源来自井水，为了卫生，厕所都建在屋外一段距离。每当我要上厕所，总会经过客家婆家，有时见到客家佬在磨胶刀，有时看到客家婆在厨房里炒菜。即便忙得大汗淋漓，她见我经过时，总会探头问一句：“阿妹啊，等下要不要来吃饭？”
她一共生育了四个男孩，对我这个丫头特别疼爱。爸妈忙于工作，我们姐妹经常独自在家。一方面爱看电视，另一方面也被她的热情吸引，几乎每晚都往她家跑。她从不吝啬，总是拿出些好东西招待我们——酸梅冰棒、冰凉的凉茶，有时甚至是她亲手煮的糖水。她怕热，常年穿着无袖衣，乌黑的长发则随手用橡皮筋盘起。我们一踏进屋，她那双眯成细缝的眼睛就笑着迎上来，接着便熟练地给我们张罗吃的喝的，仿佛早已预备好我们的到来。在那段缺乏母爱的日子里，她简直是我们的第二个妈妈。
客厅尽头是神台，旁边就是那台黑白电视。电视前有张懒人椅，我常常毫不客气地霸占，一躺就是一个下午。有时甚至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她的小儿子清仔，大我一两岁。有时我还在懒人椅上，他就背着书包回来。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他却是我童年最神秘的伙伴。放学回家的清仔总是手捧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看，看完后会把书藏进客厅旁睡房的一个褐色大行李箱，而那个行李箱就放在弹簧床下。
有一次，趁他骑车出门，我溜进房间，拉出行李箱。一打开，整整齐齐地装满了《老夫子》漫画。我拿起一本翻阅，立刻被吸引住了，读得入神，直到背后响起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客家婆。
那天傍晚，我带着满满一袋《老夫子》回到家，耳边还回荡着客家婆慈祥的声音：“快拿几本回去看，别要让清仔看到了。”
小学毕业前夕，父亲为了我能回家读启文中学，帮我办了转校。一别就是十三年。
那年，我刚考获驾驶执照，载着妹妹和外甥再次拜访那曾经住了四年的“半个家乡”。客家婆身材依旧丰腴，只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头发也夹杂了些白丝。她认出我时，拉着我的手满脸笑容，久久说不出话来。那一刻， 我仿佛又变回了那个躺在懒人椅， 盯着黑白电视的小阿妹。
只是我发现，她的笑容中多了一丝苦涩。那天是年初二，她热情地招呼我吃满桌子的肉干、芦柑，还有小时候最爱的酸梅冰棒。
“我的大儿子已经不在了。”她忽然轻声说道，我怔住了。原来，那位小时候总笑着叫我“西瓜妹”的大哥哥，早已病逝。她接着说起他的故事，语气里尽是不舍。我握着她的手，静静地听着。
后来，我成了家，远嫁他乡，很少回海南村。偶尔听父亲提起客家婆的事迹，说她的二儿子也在一场车祸中离世。
一次回乡途中，我忍不住绕到她家旧屋。刚好看到她在晾衣服，身边围绕着几名小孩。我摇下车窗，只听到熟悉的声音：“不要吵婆婆啦，晒好衣服婆婆才开电视给你们看……”
而我却踟蹰着，久久不敢上前。
Photo by Thom Milkovic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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