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烑华
那天看了一档采访节目，里面的主持人窦文涛带着马家辉和许子东去采访了金宇澄。其中有一段谈话中说到了手稿。窦文涛感叹地说，现在的作家都用电脑打字，如果有一天他们出名了，就少了手稿可以拿出来拍卖了，又少赚了一笔。金宇澄就给窦文涛展示了他用电脑打字之后打印出来，然后再用笔在稿件上修改的手稿，看上去很像是老师给学生批改的作业，特别普通。节目中他们四人相视一笑，为的是窦文涛的世故；看节目的我也笑了一笑，思考的是自己的愚昧。
我的愚昧是在窦文涛说那一段调侃的那一刹那，我竟然觉得自己的手稿以后也会登上拍卖场，被人视若珍宝。
2013年左右我正式写作投稿报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用手写字，每一篇稿件都是电脑打字，我甚至都不存稿，直接写完了就发出去。有时候写着写着电脑坏了，稿件也没有了。现在你让我用手写字，我可以想象一篇五百字左右的文章，我可能要用上两三个小时。一是太多的字忘记了怎么写，需要一个一个查字典，另一是草稿可能会有很多张，最后还要重抄一遍。
我没有拜师学过书法，但是我喜欢过年的时候给自己的家写对联。如果真的有什么亲笔字可以拿出来，可能就是我那种小学生都不如的手写字对联了。早些年我还会自己研墨，疫情之后有人给我送了两罐墨水，这墨水质量很好，遇水不臭，不像我中学时候用的墨汁，每次写毛笔字都感觉自己身处在烂鱼虾堆之中。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手稿不重要，成品才是价值所在。特别是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才是值得保留的那一部分。我也认同，被印刷出来的文字，还有书本的内容或许比起手稿来得重要。至于这些名家的手稿、用过的文具，不过就是一些资本家在吹嘘敛财的工具。只是，有一些手稿或许可以带给读者一些不一样的感触，就像是博物馆里面的展示品，可以让有缘的人来一场跨时空的交流。
我看过艺人王沙野峰的手稿，是在一次缅怀他们的展览活动上。看着王沙先生的字，我对他多了一分佩服。那种工整的程度，可以看得出他的仔细和认真。比起他在影视剧和各大综艺里面的那种俏皮的风格，他的字体更让我尊敬。从展示出来的手稿中，我仿佛可以看见一位不苟言笑的文艺人，拿着一支不起眼的圆珠笔，穿着背心和卡其休闲裤，戴着一副眼镜，坐在木桌前，一字一句地把想到的内容刻画在稿纸上，从笔记上的痕迹来看，写得很慢，但是带有节奏感。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喜欢写信，最高纪录的时候同时和七位笔友通信。有的聊着日常，有的是稚嫩的慰问，有的是学会新歌的分享。当时的生活就是隔三岔五地就会收到我的信件，然后每个星期姨父都要载我去邮政局把信件寄出去。家里从不缺少邮票和信封，每次存货快要见底，我就会在寄信的时候顺道多买一批。我很享受那种写信时候的安逸，也很享受等待回信的焦急，最喜欢的就是收到来信的喜悦。每一次看信的心情都是平静而欣喜的，甚至可以从写信人的字体中去感受到对方在写信时候的情绪，是着急、是难过、是高兴。
时隔近三十年，这些信件仍然在我的书柜里，虽然有些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甚至都记不得当时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但是，每一次看见这一摞摞的信件，我就可以看见当时自己写信的样子，特别质朴和幸福。
我听我的家人说，我已故的父亲也是一位爱好写作的文人。当初他在新加坡读南洋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一些写作社，为他们写了不少的评论和文章。当我问起这些文章身在何处的时候，换回来的却是一堆早已消散在风中的灰烬。当初他因心脏病离世之后，母亲就把很多他的遗物烧毁。或许是害怕睹物伤情，又或许只是不想要收着垃圾。这么说是因为他的一些照片、文具、算盘、烟斗、首日封和邮票都被留了下来。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留下什么手稿之类的物件，但是，哪怕有，在母亲的眼里这些手稿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产物，毕竟，他功不成名不就。
过去的十几年里，我时不时就会去一些图书馆去寻找我父亲的痕迹。看看一些南大早期的刊物，也尝试在网络上查询我父亲的名字，得到的结果都是查无此人。失落是难免的，不过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个默默无名之辈，在那一种乱世，又有多少人真的会记得他的存在？就连身为孩子的我，都已经不记得他的声音和背影了，又怎么能够要求世界记得他？
好在自己这些年投稿投得多了，通过网路也可以搜索到自己一些淡薄的痕迹。希望哪一年我离去了，我的孩子们想念我的时候，可以通过我的文字和我聊聊天。
在某一些孤单的夜晚，我多么希望有一些父亲的手稿在手边，可以陪我看看星星聊聊天，吹着夜里的风，说着一些无足轻重的话，而不是那些我看不懂的邮票和首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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