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澜
又是一年除夕。
大姐夫掌勺，二姐摆碗筷，剩余的姐姐们搬桌椅。客厅里那张大圆桌被擦得发亮，上面摆满了菜——捞生、白斩鸡、红烧鱼、猪脚醋、虾饼、炸春卷。孩子们跑来跑去，手机响个不停。
很热闹。很圆满。
但笑到一半，我总会偷偷看一眼妈妈以前坐的那个位置。
空空的。
小时候的除夕饭，不是这样的。
那时我们住在老家的木板屋，桌子是一张方桌，挤不下十个人，孩子们要轮流上桌。菜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一锅咖喱鸡、一盘炒青菜、一碟煎鱼、一大盆汤。但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筷子打架，笑声能把屋顶掀翻。
妈妈总是最后一个坐下。她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添菜、盛汤、赶走偷吃的弟弟。等她终于端着一盘煎蛋上桌时，我们往往已经吃了一半。爸爸会默默把最大块的鸡肉夹到她碗里，她总是摇头：“给孩子们吃。”
爸爸那双手，我就是在除夕饭桌上注意到的。
他的手很大，指节粗得像竹节，掌心全是硬茧，拇指上有一道被渔网割伤的旧疤，指甲永远洗不干净——不是嵌着水泥灰，就是残留着鱼鳞。他吃饭很快，呼噜呼噜三大口就扒完一碗饭。小时候以为他饿，长大后才懂：他是想快点吃完，好去准备明早的工。
他开过罗里、出过海、扛过水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除夕这天会喝两杯酒，喝完后脸红红的，难得地笑出声。他会摸摸弟弟的头，会对我说“功课做了没”，会把红包悄悄塞进我们手心，然后用那粗糙的大手捏一捏我们的手指。
后来我们一个个长大了。大姐毕业，二姐工作，姐姐们成家。除夕饭越吃越丰盛，桌子换成了大圆桌，妈妈终于不用再在厨房忙一整天——因为我们会帮忙了。她可以坐下来，抱抱孙子，和爸爸碰碰杯，安安静静地吃一顿完整的饭。
我那时候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
妈妈却病了。
从发现到离开，快得让人来不及哭。她走的那天，我们没有告诉爸爸细节，但他好像什么都懂。他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头低着，肩膀微微发抖。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他哭。
第一个没有妈妈的除夕，我们还是围在了一起。菜还是那些菜，人还是那些人。但没有人说话。大姐的红烧鱼煮咸了，没有人挑剔；二姐的捞生忘记放酸梅酱，没有人提起。爸爸坐在主位，身边空了妈妈的位置。他亲手倒了一杯水，放在那个空位上，像往年妈妈坐下时一样。
吃饭吃到一半，爸爸忽然开口：“你妈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好好吃一顿年夜饭。”
满桌安静。
我低头扒饭，眼泪一颗一颗掉进碗里。
原来团圆饭真正的滋味，不是菜好不好吃，不是人多人少。是那个总是最后一个坐下、第一个起身的人，还在不在。
如今每年除夕，我都会在妈妈的位置前多摆一副碗筷。孩子们不懂，问我：“阿姨，那给谁的？”
我说：“给全世界最爱我们的人。”
窗外烟花炸开，爸爸笑了笑，眼角有光。
我明白——妈妈不在的团圆，依然是团圆。因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张饭桌。她就在每一声笑里，在每双被爸爸握过的手里，在我们七姐弟坐在一起的这一刻里。
永远都在。
Photo by meilin zhou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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