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芳
马来西亚的文创圈常有这样的呼吁：有干劲有理想的年轻人，需要达官贵人“挹注丰沛的资源与资金，助一臂之力”（例）。也有一些人在比较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创环境后，感叹大马的华文文创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我认为，文创单位若能在初创阶段取得适当资源，可以加速与市场接轨的进程。但是，若想依靠政府催生或长期存活，便大有问题。
首先考虑大马的政治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论哪一个政党当权，舞台上站着哪一派政治人物，你认为华文文创的资金赞助，可以仰赖政府得到结构性的解决吗？如果答案是“否” — 那么，你是否继续发出“辛弃疾”式“时不我与”的呼喊，还是尝试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辛弃疾人格”是悲剧式的。在他的时代里，士人要施展抱负为天下做事，需仰赖朝廷赏识并提供行政资源，否则便只能郁郁而终。辛弃疾是南宋贬官，流放乡野后成了一代词宗，他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脍炙人口，有华教处必歌辛词。他的怀才不遇基因，也因此深植在华校生的灵魂深处。
在数码时代，“辛弃疾人格”大有问题 — 它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不可控的第三方因素，而不是检讨自己的策略和心态。既然大马华文文创的资金状况在短、中、长期都不会有实质上的改变，继续呼喊对年轻人有用吗？是不是只为他们未来的失败制造借口而已？
再说，在政府愿意在文创领域挹注资金的新加坡和台湾，情况是否如想象中完美？
在新加坡，作家可向政府提呈写作计划，申请出版基金，获取数万新币津贴安心创作。新加坡的中文文学出版，近年来确有增加的趋势。然而，这对文学生态并没有造成结构性的改变。中文新书发布会，现场通常白发秃顶一片，平均出席年龄超过70岁。出版基金虽让出版社弥补文学书类的市场亏损，并没有拓展读者群，只是延长了老作家的出版寿命。
在台湾，我曾近距离观察中部一家著名故事馆的运营状况。领头老师在当地备受尊敬，故事馆主要以策划地方文创活动来获取资金，从而支付几位全职员工的薪资。领头老师时常北上南下，高铁一日来回，会见各政府部门官员，寻求各个计划的资金下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老师越来越年长，官员却越来越年轻。老师大部分时间不从事创作，而是降尊纡贵去融资。试问：这是资深文创人物的理想生活状态？
大马文创圈喜欢邀请台湾的文创人物来分享经验，如何培钧（注：他受邀来马太多次了，没有其他成功案例了吗？）和薰衣草等等。这些单位在初创阶段或许得到某些资助，最后站得住脚，却是因为在市场上准确定位，进而取得健康的现金流。
有志气有干劲的年轻文创人，不靠达官贵人的挹注。把产品定位做好，抓住数码时代的机遇，不要抗拒与市场接轨。你要做时不我与的辛弃疾，还是背靠坚固市场不仰人鼻息的新时代创业者？这是你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