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芳
四月早晨，在首尔睡醒。当日下午，将有背水一战。一切会议材料已准备妥当，见窗外阳光甚好，便决定出去散步。我从江南区开始，穿过闹市，寻找前往汉江河畔的道路。在一排公寓后，我发现一条幽静的小径，右边是约两丈高的隔音墙，把高速大道的纷扰隔绝。斜坡上种着整齐的几排大树，枝干光秃，隐隐发出新芽。落叶覆盖斜坡，杆影静静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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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太太发去照片。她回道：树叶落尽嫩芽萌生，沧桑却也待发。
那几天我都在读叶嘉莹解《人间词话》。昨夜飘雨，今晨路上落花满地，心中咀嚼亡国君臣的诗词，又兼和编者讨论某副刊大幅缩版之事。心中响着“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哪看到春芽待发？
叶嘉莹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正值大陆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她在大陆、台湾、北美等地辗转迁移，丈夫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被囚禁，历经艰苦，到了五十来岁，以为苦尽甘来，大女儿和女婿却在车祸中双双丧生。她发表《人间词话七讲》时，已年近九十。七十年沉浸诗词世界，一生历练，讲授悲剧词人如陈曾寿和冯延巳，便丝丝入扣。
陈曾寿是满清遗民。他是汉人，家族几世在滿清仕宦，與清廷有密切关系。满清覆亡后，他成为婉容王后的师傅，后出任伪满洲国高职，因清陵事务触怒日本人，遭到免职。晚年，他寓居西湖，写下这一首词：
修到南屏数晚钟，目成朝暮一雷峰，纁黄深浅画难工。
千古苍凉天水碧，一生缱绻夕阳红，为谁粉碎到虚空。
陈曾寿生为汉人，却摆脱不了对大清的眷念。一生颠簸后，他终于「修」到西湖旁，日日「数」算晚钟，与雷峰塔一见倾心，朝暮相对。那夕阳晚霞，何等美丽。我一生缠绵爱恋，就只剩下这抹晚照了。可是，那伫立千年阅尽兴亡的雷峰塔，一日竟轰然倒塌。我的梦化为粉霁，终归虚空。这都是为了谁呀？
冯延巳是五代词人，生于南唐重臣之家，与中主一块长大，官至宰相，且是后主李煜的老师。叶嘉莹说：冯延巳一出世就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南唐是一个必亡的国家。南唐偏安江南一隅，其时北宋已经壮大，南唐进不能攻，退无可守，大臣分裂成主战主和两派，相互倾扎。作为宰相，冯延巳无力回天。所以，他只能说：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每日昏沉烂醉，身体都快顶不住了。然而，今天不喝，明天花朵可能已经凋零。镜里，我容颜憔悴，却又奈何？
前几日，编者跟我讨论《大卫与楼梯》可否删到千字以下，因为该副刊革掉几天，文艺版评论（笔战？）长文太多，很难消化，专栏作者又「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想，马新的华文报业，是不是如南唐一样，是必亡的？如此，我的编者朋友，就是冯延巳了。
其实，全世界的报业，正面临网络的严峻挑战。大众用在浏览媒体的时间，纸媒曾经占据三至四成，但自从网络崛起，此份额已降至一成左右，在年轻人群中更惨不卒睹，完全不读纸媒的大有人在。大势使然，广告主分配于纸媒的预算必大幅削减，老牌大报皆难逃减版裁员的宿命。马新华文报业，面临巫英两大强势文化，以及功利主义之进逼，更如雪上加霜。进不能攻，退无可守，伤兵残将热衷于同室操戈。我的编者朋友，又岂能不「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呢？
余秋雨以《死前细妆》来形容西班牙南部的阿汗拉布拉宫 (Alhambra)。公元八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从北非进入欧洲，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统治了七百多年。最后，基督教西班牙收复失地，摩尔人只余一座孤城，被包围达两百多年之久。在两个世纪里，天底下已无处安身的摩尔人，文化心理走向是如何？余秋雨说：
「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装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 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泻，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
其结果，就是绝美凄美的阿汗拉布拉宫殿。
该副刊减版的消息公布后，一群（大部分是）作者的群体发动了一个请愿运动。我细数自署「作家」的签名，真是应了「作家多过读者」那句话。论述来论述去，还是局限在小众里的小众。与其成日为曲高和寡边陲文化哭嚎，何不把时间精力，用在写出能触动大众灵魂的作品呢？
我在河畔流连一阵子后，返回酒店收拾下午的材料。那日的会议进行得还可以，然而，此战可否竟其功，还言之过早。第二日黄昏，我循原路，慢跑至汉江边。那时，夕阳正缱绻，丝丝缠绵，剪不断，理还乱。我在桥上跑过，凉风迎面。冯延巳说：「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我的编者朋友啊，是否独自站在小桥上不回家，任凭寒风吹满衣袖，直到遥远的平林，月亮缓缓升起？
2016年4月10日初稿
2016年5月17日刊登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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