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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不靠达官贵人

by kflai

赖国芳

马来西亚的文创圈常有这样的呼吁:有干劲有理想的年轻人,需要达官贵人“挹注丰沛的资源与资金,助一臂之力”()。也有一些人在比较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创环境后,感叹大马的华文文创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我认为,文创单位若能在初创阶段取得适当资源,可以加速与市场接轨的进程。但是,若想依靠政府催生或长期存活,便大有问题。

首先考虑大马的政治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论哪一个政党当权,舞台上站着哪一派政治人物,你认为华文文创的资金赞助,可以仰赖政府得到结构性的解决吗?如果答案是“否” — 那么,你是否继续发出“辛弃疾”式“时不我与”的呼喊,还是尝试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辛弃疾人格”是悲剧式的。在他的时代里,士人要施展抱负为天下做事,需仰赖朝廷赏识并提供行政资源,否则便只能郁郁而终。辛弃疾是南宋贬官,流放乡野后成了一代词宗,他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脍炙人口,有华教处必歌辛词。他的怀才不遇基因,也因此深植在华校生的灵魂深处。

在数码时代,“辛弃疾人格”大有问题 — 它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不可控的第三方因素,而不是检讨自己的策略和心态。既然大马华文文创的资金状况在短、中、长期都不会有实质上的改变,继续呼喊对年轻人有用吗?是不是只为他们未来的失败制造借口而已?

再说,在政府愿意在文创领域挹注资金的新加坡和台湾,情况是否如想象中完美?

在新加坡,作家可向政府提呈写作计划,申请出版基金,获取数万新币津贴安心创作。新加坡的中文文学出版,近年来确有增加的趋势。然而,这对文学生态并没有造成结构性的改变。中文新书发布会,现场通常白发秃顶一片,平均出席年龄超过70岁。出版基金虽让出版社弥补文学书类的市场亏损,并没有拓展读者群,只是延长了老作家的出版寿命。

在台湾,我曾近距离观察中部一家著名故事馆的运营状况。领头老师在当地备受尊敬,故事馆主要以策划地方文创活动来获取资金,从而支付几位全职员工的薪资。领头老师时常北上南下,高铁一日来回,会见各政府部门官员,寻求各个计划的资金下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老师越来越年长,官员却越来越年轻。老师大部分时间不从事创作,而是降尊纡贵去融资。试问:这是资深文创人物的理想生活状态?

大马文创圈喜欢邀请台湾的文创人物来分享经验,如何培钧(注:他受邀来马太多次了,没有其他成功案例了吗?)和薰衣草等等。这些单位在初创阶段或许得到某些资助,最后站得住脚,却是因为在市场上准确定位,进而取得健康的现金流。

有志气有干劲的年轻文创人,不靠达官贵人的挹注。把产品定位做好,抓住数码时代的机遇,不要抗拒与市场接轨。你要做时不我与的辛弃疾,还是背靠坚固市场不仰人鼻息的新时代创业者?这是你的选择。

信任的力量很大,只要愿意相信,幸福一定会慢慢靠近。一 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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