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斌奕
多赚几个钱，多识几个字，并不等于能够站在高位上批判別人。
不具同理心的乱带风向，不明就里的尖酸抨击，一味用自己的立场去做出审判，我们都忘了身处的社会实则是个多重架构，很大一部分人的日常皆在生活以下。
一名阿婆，为了孙儿能在MCO期间登入网课，她用了最后的积蓄去买下一部平价手机，却不料会被老师嫌弃网速慢，认定成不合作的家长。
一位啤酒促销女，日日穿着小一码的紧束制服，弄得满身箍痕，既陪酒亦强颜欢笑，遭人毛手毛脚已是常态，可每每男人们尽兴回家后，又有谁看得见那长期著高跟鞋所引起的静脉曲张，甚至屡屡灌酒灌到胃出血的狼狈？
建筑地盘里与工厂生产线上的孟加拉雇员，餐馆后厨的缅甸帮佣，负责照顾长者的菲律宾看护，菜市场中的难民黑工，有证的无证的，往往反应稍慢，体力稍弱，语文稍顿，即被奚落得一文不值，以至好多的他们，於这段无薪隔离时期，就只因领了些区区救济物资，竟还能掀起滔天舆论引人大肆挞伐。
更別说咬紧牙根拾荒的老人，拿日薪的清洁阿姨，和全家靠著艰辛买卖维生的小摊贩，他们不是缺乏公卫意识，而是赤贫人真的用不起那一盒几十元的口罩—-粮食与防疫，他们迫於现状选择了前者，结果换不来一丝互助，有的，唯只不加节制的鄙视眼光及刻薄谩骂。
问君，基层劳动者是否就该被矫枉过正，只有认命的份？
都市已将他们压榨到极限边缘，连喘口气的余裕皆是奢侈。他们努力工作却不受待见，在片片嫌弃声中，群众一方面消费著他们的劳力提供，一方面则把负面情绪随意撒在他们头上，似乎明知「朱门酒肉臭」是错，「路有冻死骨」为真，仍依旧狂妄执著，继续乐此不疲。
有时我会想，一个人的境遇竟成了他的原罪，这种生命无辜背负的沈重，究竟该由谁去买单？或许於某个不见天的陋巷中，厨娘与服务生契了母子，酒女按摩女彼此认了姐妹，看更佬与搬运工拜了兄弟，倒霉上班族与另一个上班族交换苦水，还有更多干著体力活干著办公室小咖却挣钱不多的人们，他们相互靠拢取暖，在一个接一个留着血汗的晨曦交替，一起分享著生离死別，承担着阶级不公，以致最终虽徬徨不改，但始终有了那么点撑下去的盼想。
他们说：「勿忘我」—-
对上帝说，对安拉说，对佛祖说。
更对一整个被资本绑架，惯性凉薄寡情无耻，笑贫亦笑娼的社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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