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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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强

节录：【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大马教育现况与孔子教育理念】

◇ 前言 

教育是个大课题。如何办好教育，见仁见智。我非教育专家，只能提供一隅之见。潘永强博士在《马来西亚教育大未来》 系列总序中，对大马教育问题的整体描述是“教育普及，素质低 落。”他说，“教育观念的落伍，教育体制的崩坏，教育管理的保守，影响的不只是未来新生代人才的竞争力，也妨碍国民心灵的养成，以及人文素养的涵育。目前我国的教育模式，停留在百年前的‘普鲁士模式’，就是为大规模工业生产培养大量守纪律，但无创见的传统制造业劳动力，但无法适应未来工业4.0、 物联网、人工智能所需的创意人才。”

回应18世纪工业革命1.0的“普鲁士模式”，有其复杂的哲学与历史因素，可上推至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文法学 校，以及17、18世纪强调理性、“敢于求知”的启蒙运动。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培养大量顺从又具备基本知识的产业工人。这种 体制讲究的是集中模式，内容上是标准化、方式上是灌输、结果上是统一。它无意于培养和锻炼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阻碍学生形成深入探究的动力，也丢失了人类教育目的之本源和初心。

这种教育讲求标准化的课程表，即把原本浩瀚如海且美不胜收的知识，切割而成一块块方便管理的部分，称为“学科”； 把原本可以融会贯通的概念，分成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样的教育大量炮制出忠诚、服从体制、易于管理，但无法独立 思考，更无创意能力的学生、工人与国民。他们思想上听命指 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但这不是“人”的教育，因为人是活 的、学生是活的，是活的就充满着潜能与变化。而学校也不是量 产罐头的工厂，只有单调的机器声、一成不变的输送带，和符合单一检测标准的制成品。 

1900年美国管理学家、机械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Taylor） 著《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其理论前提是：人类组织应该像机器一样，而领导者的 主要作用就是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利润率。其方法核心因而是：确立标准、常规与劳动分工的原则。此理论契合工业生产不断扩大 的利益，对组识经营方式产生深远影响。教师因而成了为工业与经济服务的工具，学生成了工厂里机械上一枚枚的螺钉。

这种观念下产生的教育，在历史中发挥了作用，但最大的 问题是见树不见林，窄化了对人类潜能的理解，尤其是泯灭了人 性。它重左脑的逻辑思维而非全脑的开发；重学轻术，且标榜 “有用”、“身价”及“值钱”，因而重理工而轻人文。对学历与学术的迷恋，亦由上往下贯穿整个教育系统，大、中、小学都有“名校”，甚至连学前教育因此也变得扭曲起来，包括幼稚园 “毕业”要戴上“四方帽”。

各层级的教育机构成了工厂，讲求一致性、流水线作业， 到最后顺利毕业成了“出厂日期”，不合格的“产品”则予以淘 汰废弃。这是工厂透过理性思考、要求可靠预测以达成整体效果的作业方式。这是填鸭式、分数主义、精英班、经济挂帅的教育来源。至于人的其他潜能，如发展心理学家加德纳﹙Howard E.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语文、数理逻辑、空间、肢体动 觉、音乐、人际及内省，则视而不见、弃之不顾。

教育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培养才能，但讽刺的是：现今教育 是教导学生自我设限的教育，白白浪费才能成了一个有系统的整体现象，此系统乃建立在固执与过时的假设上。纵使对书本知识 有兴趣、勤学且考试成绩不错的学生，面对僵化的考试评估都会 有压力；至于其他学生──对其他事情感兴趣、拥有不同天赋的学生，他们则穷于应付。对后者而言，现代教育成了灾难，让他 们深感失落与疏离。我曾执教，见证校方一旦科目太多无法排课，音乐与美术可以牺牲。纵使上到大学，如果选读文、史、 哲、考古、宗教、音乐和艺术等这些也能让学生发挥不同才能的“边缘”或“冷门”科系，社会仍会用奇怪不解的眼光看着你。 但是请別忘了：如果少了这些内容，人类历史文化所剩无几。

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工业化、量产与冰冷的教育忽略了人性：人的个性化与多样性、教育的复杂性与灵活度。人是活的、 是有机体，除了认知，我们在情感与意欲上也有所追求与缺陷。 我们不能只教学生如何“成功”，而不教他们如何面对失败。我们不能只强调“逻辑──演绎”思维或“聪明”的IQ（这个观 念既狭隘且危险，因为有学生因自觉“不聪明”而自杀﹚，而忘记人类的智力还有与人相处的EQ、面对逆境的AQ与创意无限的 CQ等。对人性的忽略正是工业化教育系统问题丛生，乃至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的根源所在。而少了人性，我们如何走向未来？ 

◇ 目中无人的大马教育 

“普鲁士模式”目中无人，大马教育将之变本加厉。检视 教育问题的八大环节是：学生、教师、学校、家长、社会、教育部、国家政策，以及世界现况与未来趋势。把此八环节画成同心 圆，学生是核心，再从教师往外伸展。据大将出版的《浮躁‧族 群‧市场化──困局中的大学》与《迟缓‧停滞‧低素质──迷 路的中学教育》二书，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

根据OECD标准，我国学生的学力水平落后周边国家约三 年。他们的学习能力低落：知识的应用力、创造力、沟通协作力 与问题解决力都差。他们的学习意愿欠缺：被动、反感、不快 乐，进而出现各种行为偏差。但我们都知道：学习的真正成果并非学生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的和思考的 内容。我们的师资素质也不高：师训录取门槛低，有13%教师没有大学资格。教师的文书与行政工作繁重，不必要的非教学活动 太多，使正常教学工作受到干扰，更別说改善。许多教师自我提升的意愿低落、兼教补习；有心的教师则气馁和充满无力感。

学校科目繁多、课业繁重、应试导向，高层行政亦不专 业。校园管理出问题：表面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实则纪律松弛、 校风败坏。怡保三德中学的李瑞明老师说：“学校几乎每一天都 有老师请假、外出开会等。”“当学校不再是学习的天堂，就是 崩坏教育的开始。”家长以为把孩子送去学校，自己再无责任， 矛盾的是他们也不信任学校。关注孩子但经济能力受限的家长忧 心若焚、焦虑无助；相对富裕的家长则宁可付高学费，也要舍弃免学费的公立中学。我们的社会则讲求实用、功利至上、强调物 质与感官享受；祈求速成与快速致富，最好不劳而获。我们各领域领袖的错误示范，如因私利而忘公义，目无法纪，结果上行下效，使学校里的“道德科”成为最大的反讽。

教育部课程偏重知识，以灌输刻板知识和运算能力为主， 强调记忆学习，忽视集成与创意思维能力。这是死记硬背、考试 至上的机械式而非有机式学习。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平庸之辈。 且内容出现种族偏差，公共考试鉴別力奇低并遭到操控（除了华文科，其他科目容易及格或拿A）。教育部并非不思改进，但政策朝令夕改，计划名目繁乱，且只修补枝节，无助于解决根本问 题，加上人为因素，致使效果不彰。最大的问题则在：欠缺宏观、前瞻与统揽全局的教育顶层设计。

至于国家政策，来自僵化、效率低且保守的官僚主义与高 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教育部、州教育局、学校及教师没获放权。 政治介入与操弄，干预教育，凌驾专业之事亦屡见不鲜，政策偏 差亦不间断：一面鼓励国民团结，另一面强调马来人主权，使其 他族群子弟从小就养成“不信任政府会公平对待”的观念。就教 育而言，我们欠缺国家未来发展战略，没有长期的人力培养大蓝图。其结果是：未来数十年国家竞争力乃至整体国力的衰退，必 须以几代人的权益为牺牲代价。人为因素是原已目中无人，不把学生当核心考虑的大马教育最大弊病。

世界现况与未来趋势是什么？20世纪数位化革命，以电子 设备及信息技术要求精准与自动化的工业3.0时代迅速成为过 去；21世纪物联网世代，以AI取代人类低脑力行业、以生物科 学包括DNA编辑改造人类的工业4.0已经来临。巨变时代开始了吗？有识者认为：其实，我们已处在速度之快与幅度之大，前所未见的巨变之中，我们正在充满未知的路上前行。而大马教育仍 以龟速前进，政客仍在种族与宗教课题上兜转与拉扯，教育部官 员仍在冷气房苟且度日或闭门造车。大马教育之所以一直落后， 是因为政客不断分裂族群，无法促成有效的大规模合作，以及 教育决策者不思长进和颟顸无能，以应对当今世界快速改变的挑战。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说：“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 要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且付诸实施。”《纽约时报》专 栏作家费来曼（Thomas Friedman）说得更好：“未来世代，数位落差将消失，取代的是动机落差。谁能有学习的动机、热情和 毅力，就会是全球化里的大赢家。” 

◇ 短视近利的华人教育观 

大马教育现况停摆于工业1.0时代，华人教育观则滞留在农业时代。先说几则故事。我的老朋友、著名音乐人周金亮念中学 时，有一天老师发下志愿问卷调查，他填好交上。翌日，老师叫 他到办公室，说：“同学，你填错了。导演、歌唱家与作家是兴 趣，不是志愿。”金亮问：“那该怎么填？”老师说：“医生、 律师、工程师。”我的某位作家老友与妻子争执：他要孩子读华校，她则坚持要念英校，因为念英校才有“前途”。八打灵某著名华小有位学生考98分，回家却遭母亲鞭打两下。我的经验则是：中学毕业那天，同学将课本、参考书和作业簿全拿到校园无 人之地，学秦始皇焚书，从此告別书本；我的出版经验则告诉 我，大多数华人进博彩投注店却不进图书馆与书局，花钱吃喝玩乐却买书嫌贵。──如果说我国将目中无人的教育变本加厉，华人教育观则将之严重扭曲。

华人把读书当工具，目的是文凭、饭碗与赚钱；既达目的，工具可弃。这种功能性、功利性的教育观，据说最早源自 一千年前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 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愁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 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农业社会穷人阶级的教育观，可以理解，因为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脱离困苦乃至改变命运。然 而，正也是这样的读书观，将教育目的窄化成短视近利，且将教育与贫困混为一谈，即因为穷乏，所以要读书；一旦生活过得去或富有，则与书绝缘。至民国初年，翻译《爱的教育》的作家夏丏尊撰联：“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教师，也曾 一度成了贫穷的代名词。近利短视的教育观，正是读书痛苦的根源，因此离开学校，从此怕书（输）。

现在呢？许多大马华人已衣食无忧，却落入台湾高希均教授所说的“社会大富，精神大穷”。我们短视，因为注重个人利益多于群体福祉；强调个人享受多于別人感受。我们近利， 因为希望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我们目光短浅且自私自利，所 以华校培养出来的是肤浅、粗俗、“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 间”的华社与华基政党领袖。这样的教育观，其实是“反智” （anti-intellectual）：即教育与学习止于学校、道听途说与人云 亦云而无法理性思考、放纵情绪与欲望而不知节制、不尊重专业 人士与文化人、不尊重知识产权与专利、反对孩子学习无实用价 值或无法赚钱的学问、学生因华文难考A等而放弃，更有家长因而阻止孩子报读与报考华文。这样的教育观如果持续下去，我们只能靠侥幸来过日子，但后代走不出去、看不见未来。

农业时代的华人教育观，早已无法应对现代终身学习的理念。工业1.0时代的教育，早已无法应对快速且广泛变化的未来。恐龙世纪的头脑，原就无法教导科技时代、受网路影响多于在课室吸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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