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墨
我左耳前面有一小块多余的肉。
它不是痣，不是疤痕，而是一坨完整的小肉赘，有皮肤、有轮廓，甚至有一颗针尖大的凹陷，像一个没长开的、迷你的耳朵。医学上叫副耳，民间叫拴马桩。老人们说长这个有福气，拴得住马，留得住财。可小时候，没人跟我说福气。他们只看见“多余”。
上幼儿园时，同桌叫它“小肉球”。她伸手想捏，我躲开了。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别人看我的左耳。不是看耳朵，是看那多出来的一块。像一幅画画错了，多了一笔，怎么也擦不掉。
小学有男生给我取外号：三耳。一个耳朵分两个，加起来就是三个。他们笑着喊，追着喊，在走廊上、操场上、厕所里。我假装没听见，但耳朵是红的。我知道他们在看那一块——那不该存在的东西。
我试过把它藏起来。留长头发，把鬓角盖下来。可男生留长发会被说“不像样”，而且风一吹就露馅。我也试过用胶布贴，撕下来的时候皮都红了，第二天照样长在那里。我甚至想过自己拿剪刀剪掉——左手捏着那小块肉，右手举着指甲剪，比划了很久。最后没下手，不是不敢，是怕流血太多，怕被父母骂。
那几年，我习惯用左手撑着脸。上课时撑着，吃饭时撑着，连走路都下意识地把手抬到左耳边。别人以为我在思考，其实我只是在遮。
初中时，我鼓起勇气跟母亲说：“我想去医院割掉它。”
母亲正在切菜，头也没抬：“割它干什么？那是你的肉，又不是病。”
“同学们笑我。”
“笑你就让他们笑，笑久了就不笑了。”母亲把菜刀重重剁在砧板上，“你爸也有一个，你看他被人笑了吗？”
我从没注意过父亲的左耳。那天晚上他看电视时，我绕到他侧面，果然——右耳干干净净，左耳前方，有一颗比我还小一点的肉赘。他察觉到我的目光，用手摸了摸那块肉，笑了一下：“这东西，你奶奶说拴马桩，留得住东西。我这辈子没拴住马，拴住你妈了。”
他笑了，我也笑了。但笑完之后，我还是想割掉。
真正让我改变的，是高二那年祖父住院。肝癌晚期，瘦得像一张纸。我坐在病床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忽然抬手，指了指我的左耳。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等了半天，他才慢慢挤出一句：“那个还在？”
我说：“在。”
他笑了一下，气若游丝：“在就好……我也有。”
我知道。他那个更大，像一颗花生米。小时候我坐在他腿上，就喜欢摸那一块，软软的，像玩具。
他又说了一句，很慢，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你曾祖母说……咱家男人，都多一块……这不是多余的……是祖宗怕走散了……给多做一个记号……”
那天晚上，祖父走了。
我站在医院走廊，哭不出来。我摸了摸自己左耳前那块小肉赘，忽然觉得它不再是一块多余的、丑陋的、想割掉的累赘。它是一条线，连着祖父、曾祖母，连着我从没见过面的、更远的祖先。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块“多余的肉”，长在同一个位置，像一个隐秘的家族暗号。
从那天起，我没再想过割掉它。
如今我已经工作了。偶尔有新认识的人盯着我的左耳看，我会主动指一指：“这个？拴马桩，我们家祖传的。”对方往往笑一笑，就不再问了。偶尔也有小孩说：“叔叔，你耳朵上长了个痘痘。”，我就蹲下来，让他摸摸。那小孩摸完说：“软的。”我说：“对，软的，因为里面装的是福气。”
我不知道有没有福气。但我知道，那块我曾经恨之入骨、拼命想藏起来的“多余的一块”，现在是我身上最不多余的东西。
它提醒我：我来自哪里，我身上流着谁的血，那些走了很远的路、把这块肉传给我的男人们，他们也曾被嘲笑，也曾想割掉它，也曾觉得它丑——但他们最终把它留了下来，连同这份隐秘的、笨拙的、长在皮肤上的家书。
前阵子看一部纪录片，说非洲某些部落的人会在脸上刻疤痕，作为族群身份的标记。我摸了摸自己的左耳，忽然觉得，我也有。只是我的疤痕不用刀刻，是生来就有的，是温柔得多的一种记号。
它不疼，不痒，不病变。它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永远不会开口说话的祖先，用一小块多余的皮肤告诉我：你没有被忘记。你是我们这一脉的。走再远，都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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