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平涛
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摔了。
不是大摔。是从梯子上滑下来，膝盖磕在水泥地上，肿了。电话那头，我听见父亲在远远的地方说了一句什么，声音闷闷的，像从棉被里传出来。母亲盖住话筒，回头跟他吵了几句。然后回来跟我说：“你爸说不用回来。”
我说：“嗯。”
挂了电话，我继续开我的会。加影的午后，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楼下嘛嘛档煎roti canai的油烟从窗缝飘进来。会议室的白板写满了待办事项，我的名字旁边画了三个圈。经理正在讲第四季度的业绩，声音很平，平得像一条被人踩过无数遍的路。
我盯着那三个圈，忽然想起父亲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二十年前，我刚考上吉隆坡的学院。他从士毛月的榴莲园赶回来，骑摩托车载我去加影车站。一路上都没说话，只在我下车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用橡皮筋绑着，塞进我背包侧袋。橡皮筋是旧的、发黑的。
他说：“不够再跟我说。”
我说：“嗯。”
摩托车没熄火，排气管突突突地响，像一句一直没说完的话。我走进车站，回头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一只脚撑在地上，没走。太阳很大，他的影子缩成小小一团，压在摩托车下面。那时的父亲，膝盖还好好的，能爬树，能扛榴莲，能在园里从早忙到晚。
第二天，母亲又打来了。说父亲不肯去看医生，说只是肿，过两天就好了。她说你爸这辈子最怕两样东西，一样是医院，一样是你。
我问：“怕我什么？”
她停了一下，说：“怕你看不起他。”
挂了电话，我站在厨房里，好久没动。水龙头没关紧，水滴一滴一滴落下来，打在洗碗槽的不锈钢上。楼下嘛嘛档的煎台滋滋响着，拉茶师傅把茶汤高高举起，倒出一条褐色的弧线。我住在这里八年了，第一次觉得这些声音之间有那么长的空隙。
周末我回去了，没有事先说。
从加影开车回士毛月，不过是半小时的事。但这半小时，我开了快两年。出加影，转入往士毛月的旧路。收费站的名字闪过，每个都认得，每个都很久没停下。
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看见我，手里的衣架掉在地上，捡起来，又掉了。铁衣架敲在水泥地上，声音很脆。
“你怎么回来了？”
“想回来。”
她没再问，转身去厨房多拿了一副碗筷。碗柜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又吱呀一声关上。那个声音，我从六岁听到十八岁，从来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那一刻站在院子里，隔着厨房的纱门听见，眼眶忽然热了一下。
父亲坐在客厅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大。他的右腿架在小板凳上，膝盖包着药布。他的身体陷在沙发里，比记忆中瘦了一圈，衫袖空荡荡的。
他没转头。只说了一句：“回来了哦。”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我说：“嗯。”
我们在客厅坐了一个下午。电视里播着连续剧，女主角哭得很大声。窗外有鸟叫，是从屋后那棵老榴莲树上传来的。母亲在厨房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很有节奏，像某种古老的时钟。我坐在单人沙发上，父亲坐在长椅上，我们之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半杯咖啡，咖啡袋挂在杯沿，泡了很久，颜色深得发黑。
他茶几旁边堆着好几份报纸，都是几星期前的。他从来不舍得丢，但也不再看。就堆在那里，越堆越高，像一道矮墙。
吃饭的时候，他把腿从凳子上放下来，一拐一拐地走到餐桌。我伸手扶他，他没有看我，但身体本能地闪了一下——不是刻意的，是那种身体比意识快的躲。我缩回手，指尖还留着他手臂的温度，隔着衣袖。
餐桌上比平时多了一道菜——红烧肉。是父亲年轻时候最爱吃的。母亲端着饭走出来：“你爸一早去巴刹买的，说你要回来。”
父亲没抬头，扒了一口饭，含混地说：“冰箱放不下。”
母亲白了他一眼。那盘肉我吃了一块。肥的，很油。咬下去的时候，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加影巴刹吃卤肉饭，他把肥肉挑出来放在我碗里，说他爱吃瘦的。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从来不爱吃瘦的。
饭后我帮他换药。这是他唯一没有拒绝的事。
药布一圈圈拆开，膝盖肿成一个我不认识的形状。皮是亮的，青紫色。我用棉花蘸碘伏，轻轻涂在伤口上。他没有出声。但我的手指感觉到他的腿在微微发抖——不是痛的那种抖，是绷了很久之后突然被人触碰的那种抖。
“会痛吗？”我问。
“不会。”
他的声音很平。但碘伏碰到伤口的时候，他的脚趾蜷了一下。五个脚趾，像五个握紧的拳头，又慢慢松开。纱布一圈一圈绕上去，他的膝盖在我的手掌里，像一个陌生的东西。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加影车站，他塞给我那叠钞票时，我的手也是这样的——不知道该握紧，还是该放开。
包好之后，他说：“好了啦，又不是什么大病。”
那天晚上我睡在以前的房间。床还在，书桌还在，墙上还贴着我中学时从杂志撕下来的汽车海报，边角已经翘起，泛黄了。窗外就是榴莲园，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能闻到味道——榴莲花开的味道，很浓，带一点甜。小时候我嫌这种味道太冲，现在闻着，却觉得安心。
隔壁房间传来父亲翻身的声音。床板吱呀吱呀，然后是一声低低的呻吟，很短，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断了一半。
第二天一早，我被厨房的声音吵醒。是父亲在煎蛋。
他的腿还肿着，站在灶台前，重心压在左脚上，右脚轻轻点着地。右手拿着锅铲，左手扶着灶沿。锅铲碰到铁锅，咔咔咔咔，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声音。
他转身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把煎蛋铲起来放在碟子里，推到我的方向。
“吃。吃饱了，好回去。”
不是赶我走的意思。是他能想到的、最不煽情的挽留。
我坐下来吃那个蛋。蛋白煎得焦了，边是脆的，蛋黄半熟，戳破了会流出来。和他二十年前煎的蛋，味道一模一样。
我说：“爸，下次爬梯子，等我回来再爬。”
他没有应我。
但他的那只手——布满了老茧和黑渍、关节粗大的那只手——从桌上伸过来，拿起我面前的咖啡壶，把我的杯子添满了。
咖啡溢出来一点，沿着杯壁流到碟子上。
他没有擦。就那么让咖啡渍留在白色碟子上，一圈褐色的痕。
回加影的路上，天已经黑了。高速公路两旁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橘黄色的光。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我记得旋律，不记得歌名。很老了。老到我不确定是真的听过，还是只是以为自己听过。
母亲的讯息在到家的时候传来：你爸今天很开心，虽然他没说。
我看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屏幕的光在黑暗的车厢里亮着，照出我的脸。
车子停在公寓楼下。我熄了火，没有立刻下车。窗外是加影的夜，嘛嘛档的灯还亮着，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喝茶。他们的笑声很大，大到我在车里都听得见。我用手指数那笑声之间的空隙。每一下安静的间隙里，都像是有什么话，终于被听见了。
我拿起手机，打了一行字给母亲：跟爸说，下个星期我再回来。橱里那个跌打酒，可以擦，但不能揉太久。
我没有写“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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